巴曙松：深度解析欧美债务危机（5）

第一，在保持总体调控基调不变的前提下，结构性地酌情适当放松对基础设施贷款和中小户型自住型为主的房地产贷款的行业贷款限制。目前的监管和风险指引政策对行业贷款的限制主要体现在融资平台贷款和房地产开发贷款，这些限制和约束是导致当前投资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数据上看，基础设施投资延续2011年以来的回落态势，2012年1-5月份同比增速仅为5.6%，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房地产投资则从2011年30%的增速回落到当前23%左右，回落幅度高达7个百分点，房地产调控的“尾部风险”正在加速释放。由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加总占投资的比例达45%，如果进一步考虑这两个大类行业对上下游的带动作用，它们的下滑会直接拖累相关行业的盈利、生产和投资预期，对制造业投资产生间接冲击。

但是，在当前情形下，在保持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放松面向刚性需求的部分贷款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有三：1）房地产在建面积高达50亿平，这不仅包含已经预售、需要交付的部分，也包含未来1-3年的潜在供应，如果这些在建面积不能顺利形成有效供给，那么下一个周期中，房地产市场极有可能因为供给短缺而陷入房价再度上涨的循环，已有的房地产调控成果也将“得而复失”。2）如果大量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建项目形成“半拉子工程”，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不良贷款的威胁更大。3）综合判断，在保持总体调控基调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支持对部分面向刚性需求的房地产贷款和基础设施贷款的行业限制是抑制投资进一步下滑和兜住“增长底线”的关键之一。

第二，引入差别化的监管政策，满足中小企业的正常资金需求。如果说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贷款因为行业限制而“不能贷”，制造业贷款因为需求疲弱和产能过剩而“不敢贷”，那么中小企业则是因为商业银行的宏观审慎和风险管理而“不愿贷”。正是这三个“不能贷”、“不敢贷”和“不愿贷”才导致了当前有效贷款和有效投资不足，中长期贷款占比的持续下降则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大型商业银行出于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的考虑不愿意向中小企业贷款，而愿意提供贷款的中小型银行又陷入流动性、存贷比率等各种制约，正是这种贷款供应与贷款需求不匹配的冲突现象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难以实质性下降。因此，为破解这个冲突，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可适当考虑引入差别化的存贷比、推进资产证券化和存款准备金率政策以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第三，淡化存贷比考核，释放商业银行的贷款空间。存贷比指标的高低与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存在直接的关系，1970、80年代，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是再贷款，这一时期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始终都是高于100%的，1994年汇率改革之后，外汇占款逐步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存贷比才有所下降，但直到2005年3月以前，商业银行存贷比一直显著高于75%。后来，随着外汇占款量的加速增加，商业银行存贷比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迹象，多数时间处于低于70%的水平。2012年以来，每月的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出现急速下降，而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渐进入均衡区间，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也将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这里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不少银行的存贷比指标开始陆续触及上限，成为商业银行贷款的实质性约束，因此如果这个趋势延续，那么未来整个银行体系的存贷比水平必然要上一个台阶，监管政策也必然需要相应做出调整。在商业银行法中，虽然75%的存贷比是一个硬约束，但是对存款和贷款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界定，预计这将是未来监管政策放松的突破口，例如将同业存款计入分母，或者在贷款中去掉一部分政策支持类贷款等都是可能考虑的放松方向。

国研网：您认为欧美债务危机的产生和演化对我国加强宏观调控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何借鉴意义？

巴曙松：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一个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阶段，人口、资源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等约束条件的转变导致中国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地出现回落，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明显下降；人口结构变化，人口红利窗口的即将关闭，导致抚养比见底后，储蓄率也会回落，总储蓄回落过程中，廉价资本的背景发生转变；另外，全球目前处于一个产业转型期，在新的产业增长点形成之前，全球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低速增长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是在两条线索同步推进，一条线索是通过稳投资、扩消费等措施来对冲周期性的经济回落，促使经济触底企稳；另一条线索是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包括结构性减税、鼓励民间资本的进入、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市场配置资源的灵活性，给予市场创新更大的空间，保持总体经济的健康与活力，避免经济体系中出现持续的显著失衡，我认为是从欧美债务危机中应当充分引为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