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人均GDP末位省份为何投资高位增长（2）

投融资资源集中调配

在全国整体宏调趋紧的情况下，贵州省近年运作了几个投融资的“大手笔”。从上至下涉及人事、财政、金融和国资等领域。当地一些官员认为，这些改变是今年和未来投资增速的基础，而主要的变化是省一级话语权的扩充。

近十年中央不断加大在贵州贯彻干部交流制度。在任命栗战书赵克志主政前后，中组部的厅局级干部交流计划中，也有人直接调贵州重要地级市任主要领导，此后又升任省委常委。目前的12位省委常委中，有7人是从外省或中央交流入黔，除省委书记赵克志、省委副书记陈敏尔外，其他几人也分管宣传、组织、政法等重要分口。在县级党委换届前后，贵州又有12名县委书记从外地调入。

人事管理也出现较大变化。88个区县在去年开始进行投融资和经济发展情况的排名。这个考察指标在全省经济运行会议上向参会者公开，主要倾向于第二产业项目的考察，对主政官员的招商引资是直接刺激。记者接触的当地县处级官员普遍认为，今年的工作强度明显扩大。

贵州施行财政省管县体制数年，此举被认为有利于省一级政府对财政总量进行调配。今年贵州省政府将推动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新的管理方案（《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贵州省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通知》），将税源丰富的市辖区财政也纳入省级统筹管理，地市一级主要承担辅助和监督职能。

由于投资建设项目增加，各个县市年初分解的税收计划可基本通过加强征缴得到落实。一位国税系统的人士多处调研后说，有的县市个别月份税收增长在30-40%。

贵州97%以上土地为山地或丘陵，土地是最重要的限制性条件。今年每个区县都将建设一个工业园区用于招商，并且要为其他中央和省级项目协调用地。国发2号文件承诺将在用地指标上向该省倾斜，但今年的土地指标仍很大程度要靠省内调节。

省一级部门有足够力量运作跨地州市土地指标的流动。有的项目坐落在南部少数民族自治州，但可以使用北部地级市的土地指标。但由于建设周期不确定，有时会造成出借地区在一定时期无法新开发土地。

贵州正希望借助2号文件，向上级部门提出耕地指标补偿的试验方式。省政府人士透露，其主要思路是将耕地补偿的对等指标由土地面积换为产量。这样可能用面积更小的土地置换大的土地。目前该方案还在报批中。

为了拓宽银行融资渠道，栗战书赵克志还推动“引银入黔”项目，推动设立了诸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制度设计具体到财政拿出资金对商业银行支持项目贷款的高管实行奖励。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速在下降。贵州的贷款结构不同于发达省份，其超过三分之二的贷款余额是中长期贷款，而在浙江等地，短期贷款占总量的半数以上。如何支撑未来大量长期投资的资金已是当地银行业在考虑的问题。

贵州银行的设立从2010年开始筹划，实质是将三家地级市政府发起的城市商业银行重组合并，该项目获得银监部门的快速审批，一年半左右即获得牌照。这几乎是许多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设立所需的时间。参与其事的人士透露，该银行通过了非常快速的资产审计，预计在今年10月挂牌运作。

目前三家地处级城商行的总股本金约17亿元，吸纳的存款总量接近400亿元。在开业运营后可能会由一家省管企业参与增资扩股，以实现省政府对该行的控制。贵州银行党委书记来自浙江，前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肖瑞彦。

多位经济部门负责人都说，贵州省委省政府寄希望这家银行吸纳更多的资金。一些大型省管企业可能会在该行开设账户；而该行也会参与到对个人储户的竞争中，今年在省会贵阳可能有6家营业网点，但在开业一年后即计划呈10倍的扩张。此事还取决于银行监管部门的态度。

此外，2号文件对金融政策有明确支持后，贵州省高层已经密集与各个监管机构和行业协会沟通，以实现融资体量的扩张。

在贵州资源丰富的矿产领域，长期未实现快速的开发和投融资。一位地矿部门官员分析，这是因为缺乏大型的投融资平台去确权、开发和融资，并且因为当地曾出现的私人小矿区泛滥，未能对小型的矿产权予以快速确认。

8月8日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建方案》，被认为是设立一个矿产资源开发投融资平台的序幕。此外，茅台集团等省管企业也在多元化投资中向该领域进入。当地发改委的官员认为，从近年信托等领域矿产融资的情况看，如其能通过2号文件的政策影响，从上级部门确认更多新的矿产权属，将实现较强的融资能力。

但在当地官员看来，2号文件出台后最为实质性的支撑，在于在国家严格的产业政策之外，对贵州发展高耗能的资源性产业给予差别政策，放宽其准入限制。

“这会延续近年引入大型化工项目的速度。”一位省发改委在京参与项目审批协调的官员说，文件颁布后确实提高了这类项目的批复效率。这会形成企业和金融机构资金热衷的去向。但这类项目快速引进中的环境影响也在各个层面引发关注。赵克志近期亦有专门讲话针对生态治理。

此外，今年上半年的一些社会矛盾事件，也在省委省政府层面引发讨论。一位了解事件通报的官员说，过去贵州曾出现瓮安事件，被认为是经济发展滞后的表现，因此促使当政者下决心提升经济，而新一轮的投资，则需要关注各地对速度要求过高，可能带来新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