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向八十年代和莫干山精神致敬（2）

第三种精神“自由争鸣精神”。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自由争鸣。中国在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过百家争鸣，非常之波澜壮阔。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左”的路线影响下，理论界有点万马齐喑，缺乏百家争鸣的环境；但是，在1984年莫干山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比如关于价格改革问题的争论，不管是主张以“放”为主的也好，以“调”为主的也好，还是“调放结合”也好，争得面红耳赤。正是这种自由争论，才提出了比较符合国情的价格改革新思路。今天我们特别呼唤自由争鸣精神。

第四种精神“官学互动精神”。当时的领导，如，胡耀邦等同志，有一种“兼听”的气魄，有给青年人提供舞台的远见卓识。我看了几位领导关于莫干山会议报告的批示，张劲夫同志的批示中强调：“极有参考价值”；赵紫阳同志的批示也强调：“很开脑筋”。这些都不是一般的批语，这表明了当时中央的高层和中青年经济学者之间心心相印的互动精神，这是非常难得的。

四世同堂

最后，既然见到了新老莫干山的朋友们，我想说几段心里话，针对过去的和现在的几批朋友说几段话。

第一，首先向当年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一些英年早逝者致哀。1984年下山以后，有一部分同志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第一个是重庆社科院的周天豹兄弟，1987年6月因肝癌去世，当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并参与主办《中青年经济论坛》，闻讯后，我即代表《论坛》前往重庆，向这位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致哀…（语塞）,柳红的书中记载了这段史实。这几年又陆续听到几位朋友去世的噩耗，他们是：广东社科院的李克华兄弟；原在华南师大（后来移居香港）的梁秩森兄弟；原农发组成员、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白南生兄弟；在银行系统从事金融研究的齐永贵兄弟；还有原来在体改所，中途下海，后来又回到国家发改委体管所的张少杰兄弟，先后离开了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当年会议领导小组的老同志，特别是支持我们的《经济日报》第一副总编丁望先生，《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老先生，他们在28年前鼎力支持我们，对于早逝的这些年轻朋友和作古的老先生，在此，向他们寄托我深深的哀思。我要说，我们怀念他们！（鼓掌）

第二，向当年支持过我们的一些老领导老专家致意。其中，第一主办单位《经济学周报》社长冯兰瑞女士。她是1920年生，今年已经92周岁了，她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日报》社总编辑安岗先生。他是1918年生，我听说他在海南三亚休养。还有1984年参加莫干山会议最老的代表，当年是71岁，现在是99岁的马宾先生。他是1913年生。尽管马宾先生现在的理论观点和倾向本人不赞成，但是在28年前这些老同志都支持过我们。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呵护之情，因此，我向这些老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祝他们健康长寿！（鼓掌）

第三，向至今旅居海外的莫干山朋友问候。28年来，当年的莫干山朋友，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渠道，到了不同的国家，现在有不同的境遇。我这些年出国的时候，也打听他们在那里的状况，也见到了个别朋友。我今天要说，不管他们当初出于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式，到了哪个国家，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都是莫干山的兄弟姐妹，我想念他们…（语塞）,希望他们能够回来！（鼓掌）

同时，我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来包容他们。历史总会搞清楚的。我给会议提供了一篇论文，题为《包容性体制创新论》。我对“包容性”格外钟情。我建议有关方面胸怀更宽广一点，要包容他们。（鼓掌）

第四，向今天与会的老莫干山会议的代表和新莫干山会议的年轻朋友们致意。我调查了解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会，可以说是“四世同堂”。中国人一般是以20年为一代，我们恰好有20后，如高尚全先生；有40后，如几位老莫干山会议的代表；有60后，如秦朔先生；还有80后（刚才主持人说，现在最年轻的是20多岁）。再过10—15年，我们会有00后（或称“蛋蛋后”）参加。

中国人最圆满的大家庭就是“四世同堂”。我们今天恰好是“四世同堂”，二0、四0、六0、八0，这四代人坐在一起是一种缘分。今天会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济济一堂、共商改革大计的机会。特别是看到这里面更多的是年轻人，我对年轻人寄予厚望。我记得1985年天津主办第二次全国中青年会议的时候，薛暮桥老先生的题词是：“济济英才，满腹经纶；青出于蓝，后继有人”。今天我们看到了经济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后继有人，非常开心。昨天我看了新的莫干山会议代表名录，并阅读了许生博士写的一篇文章：《承接：莫干山新一代的历史使命》，令人兴奋。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承接”。在此，我希望28年前所体现的那种莫干山精神，能够在年轻一代的身上得到继承、弘扬和光大。莫干山是一座灵山，是一座英雄的山，光荣的山。这个地方曾经闪耀过历史的光荣。我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再创辉煌，争取更大的光荣！（鼓掌）

好，就讲这些，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本稿系本次论坛参加者许生博士在新浪速记的基础上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