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裕：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羁绊在海洋

新中国建立63周年之际，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影响全球的西方经济危机余威犹存，多国崛起和大国博弈正酣，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引发的地理疆界的争议进一步显现。显然这些变化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现代化宏伟计划的战略决策和发展进程。

众所周知，国家发展离不开国家法定的陆、海、空、天等战略空间与疆界的安全与开发。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过去在这些方面积弱积贫，承受了许多屈辱和痛苦。新中国成立63年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奋斗，随着国家的艰难和平崛起，陆、海、空、天等战略空间与疆界的安全与开发已经得到很大的恢复与改善。其中在陆疆方面除中印边界外，大都已获得解决、恢复和平常态，但在海上疆界涉及到东海和南海部分岛礁和专属经济区的争议近年来却日益尖锐。

未来十年，处理周边海权争议，为国家的安全与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海疆环境，显然已是中国难以回避的重要战略问题之一。就此笔者提出几点基本判断和建议。

对海疆形势的基本判断

第一，未来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战略羁绊将主要来自海洋。

150年前，中国妄想采取自我封闭的国策，特别是海上的闭关政策来保护自己的泱泱天朝大国，可最终还是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联合进攻面前门户洞开，于是一连串的海上入侵带来了一连串的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之痛至今令国人刻骨铭心。可以说，外部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绝大部分来自海上。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战争等，无一例外都是借助海上力量从海上发动攻击，然后掩护陆上力量攻城略地、直捣要害，迫使清廷认输，割地赔款。割地时要的都是能控制中国近海海域和海上出入通道的重要岛屿和港口，例如台湾、琉球、香港、澳门等。还有许多港口城市的大片区域沦为国中之国的租界。

150年之后的今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似乎还没有或者来不及从往日的噩梦中完全苏醒。清晰、力行的国家海洋战略和力量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并不完全匹配。大家似乎对地图上的南海九段线，以及东海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可能出现的麻烦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直到今天从南海到东海，先后出现侵食我国主权岛礁的情况日益严重。给人们的感觉是，二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所要回来的海上合法权益又一次面临被外国侵占的尴尬局面，而这一次却是被战败国日本以及南海周边小国所欺。

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点。一是它们借着中国忙于内务，趁着老虎“打瞌睡”之际，浑水摸鱼；二是借着后台老板“战略东移”，为虎作伥，趁机巧取豪夺；三是争夺海上资源，先下手为强，为日后发展抢先布局；四是配合美国的 “再平衡”战略调整，从围堵与遏制中国中获取私利。

未来十年这一趋势很可能演变成较长时期的常态，加上美国的因素，海上的安全威胁无疑成为中国继续和平崛起的羁绊。

第二，东海和南海的主权岛礁及专属经济区的争议，在未来十年中我们如果无所作为，将会带来严重后患。

和平崛起需要安宁的周边陆、海疆域和国际关系环境；改革开放需要全方位顺畅而安全的陆、海通道；可持续发展更需要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及公海合法资源的支撑。因此，千方百计消除争议，维护我们海上的正当权益，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海疆，是保障国家持续崛起的重要战略任务。

目前东海和南海主权岛礁的现有争议，由于相关方的非法抢占和挑衅，“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设想已经形同虚设，实际情况已处于严重对峙甚至被继续蚕食的困局。随着时间的延续，如果我们不有所作为，很可能会使这种不正常状态进一步扩大甚至凝固而难以挽回；或者使争议不断，成为长期存在的国际关系中的“定时炸弹”。因此“有所作为”的战略选择十分重要。近日我们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和全方位准备，已经显现出遏制对手进一步嚣张的初步效果。如果假以时日，就能迫使对手内部加剧分裂。承认争议，回归正常双边谈判轨道的可能性才会有望。

第三，不论我们如何强调中国崛起的和平性，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威胁论”将长期相随，甚至会随着我们的日渐强大而时隐时现、时大时小。

中国的和平崛起，在推动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已经而且将继续成为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点尽管在西方世界还存在不同角度和程度的评价，但事实上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中国的崛起对西方世界来说，由于没按西方的所谓普世模式行事，一直被视为一种异己模式的挑战。虽然他们口头上有时也表示无奈的欢迎，但在行动上却是防范多于友好，遏制多于互助，敌意多于善意。

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大，和对国际社会的巨大贡献而发生根本改变，“中国威胁论”始终时隐时现，时大时小。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性的应对措施。

首先要加大力度，坚持加强公共宣传以及各种软实力对外部世界的感染，同时以强大的综合国力对地区与世界经济的贡献，来增强西方以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正面看法。但不能指望在十年甚至几十年时间里就从根本上完全解决问题。更不能因为这种非议而缩手脚，影响我们未来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战略决策和行动，其中包括稳定海疆的战略行动，不管面对的是小国还是强国，不要被“中国威胁论”的大帽子吓倒。

第四，台湾问题是解决东海和南海困局的关键因素之一，未来十年内彻底解决两岸合作的难度很大，但不要放弃局部和短期合作的可能。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顺利进入西太平洋的枢纽，也是维护周边海洋国土权益的海上前进堡垒。台湾一旦回归，东海和南海争议区的态势和走向将发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重大变化。然而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是一件复杂而需要水到渠成的政治工程，需要两岸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双方条件的逐步接近才能达成。十年时间稍纵即逝，欲速则又不达。因此完全期待台湾和大陆完成和平统一后再去解决东海和南海的海权争议，则为时过晚而贻误时机。

这两件事肯定有很强的相关性，因为在反对日方非法强占和积极保钓上双方是一致的，区别只是两岸尚未统一。在当前面对日方的严重挑衅和蓄意升级的态势下，已经是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完全可以先在两岸建立有限目标的军事协调机制，类似海峡两岸搜救联合行动那样，协商一致对外，协力解决当前东海、南海争议岛礁和专属经济区面临的具体问题。这种局面当然是日方最不愿意看到的状态，而美方也难以公然助日对抗海峡两岸的联合行动，因为两岸合作拿回钓鱼岛主权后，会归入台湾宜兰县管辖，美方无任何理由反对。这件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的两岸合作，关键方在海峡对面。这也是撬动两岸军事和政治互信开端的极好杠杆与契机。

未来十年，努力改变现状

解决东海和南海争议的方式不外乎两大选择，一是维持现状；二是改变现状。前者弊大于利，后者利大于弊。

第一，从维持现状走向改变现状。

维持现状有两种状态，一是维持争议现状，就是继续坚持我们拥有主权，但承认与对方存在争议，并且愿意在不单方改变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和平谈判方式来解决争议。或者是双方搁置争议，把问题留给后代来解决。但这在实质上并未解决问题，有可能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谈判，也可能无果而终，困局依旧。

第二种维持现状则是承认争议双方现有实际掌控的态势。由于在目前的现状下，我方处于明显的吃亏状态，这种选择实际上就是需要我们作出单方面的重大妥协，意味着要在权益上做出让步，带来的后果必然难以被国人所接受。

上述两种维持现状的战略选择，它们的最好结果是东海和南海困局长久存在，而最坏结果是主权严重受损，战略利益丧失，难以向国人交待。

至于改变现状的战略选择与上述维持现状不同，它强调的是主动性和积极性，即在多种预案的支撑下，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维护我们的权益。改变现状可以先从“文改”开始，不排除“武改”的最后选择。改变现状最终的目是破解现有困局，消除僵持状态，达成海疆的长久稳定。

文改的选择至少可以包含如下几种方案。首先是双边和平谈判。如果对方不承认存在争议，不肯坐下来谈判，那就采取行动迫使对方承认争议接受谈判。最近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反制措施，就是给日方施加压力。例如先以民间力量在海监、渔政、海事等部门舰船的有效保护下，用和平方式不断坚持进入争议区域捕鱼、勘探、科研、采掘、旅游等活动，并使之常态化、商业化，以逐渐恢复对被占岛礁的实际控制。或以政府的民事部门如渔政、海监、海事及地方行政管理部门出面行使权力以体现实际控制权。我们在南海宣布成立三沙市就是很有效的文改措施。通过上述非军事行动来改变被侵蚀的现状，同时还可增加谈判的筹码，为和平解决争议创造有利于我方的条件。

如果文改的努力不能实现，则推行后发制人的武改。武改可分两步走，即先民后军。可参照韩国夺回独岛控制权的方式，先出动民兵和渔船以驱赶、抢占的方式夺回并坚持控制被侵占岛礁，一但遭遇敌方抵抗和袭击，军队以保护民众维护主权的名义立即出动支援并加强控制。要毫不犹豫地准备一场海上维权的夺岛和守岛战，甚至准备应对第三方的军事介入。

第二，改变现状的战略步骤以“先南后东、区别对待”为宜。

“先南后东”的理由如下：

首先，南海的现状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被周边少数国家趁我无暇和无力南顾之机，采取非法手段不断侵占造成的结果，情节恶劣，欺人太甚；其次，这些国家虽然会趁人之危，巧取豪夺，但本身国力不强，而且相互之间也有争议，有区别对待，分而治之的可能；三是南海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仍然处在可变状态，时效性很强，拖延越久麻烦越多，因此与东海钓鱼岛地区相比，急迫性更明显。

东海钓鱼岛问题是二战后美国一手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至今连美方也只承认移交日本的仅仅是管辖权，而非主权，因此争议性质明确，只是日本想单方否认存在争议，但由于顾忌中方的强烈反对，直到现在也不敢让议员登岛。最近发生的购岛事件，明显具有国内政治原因。虽然如此，日方至今并不否认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大局，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分歧的意愿尚存。况且钓鱼岛是点状目标，标的明确，和南海的面状多点地区不同，不存在争议岛礁数量继续扩大的可能性，因此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从总体来说，眼下看上去似乎东海钓鱼岛剑拔弩张，火药味挺浓，但由于双方都有所顾忌，立即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从解决问题的急迫程度和条件与南海不同。当然，在钓鱼岛方向保持对日方的多重高压决不能放松，至少要能迫使日方回到承认争议、接受谈判的原点。

“区别对待”的理由是：南海情况与东海不同，南海争议中的有关国家表现程度也不同，因此不宜一刀切。

首先，在南海已经有过“武改”的经验。如果没有1974年的西沙之战和1988年的南沙之战，我们不可能收复今天拥有的这些岛礁。这充分证明必要时以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硬手段来解决问题是完全可行而有效的。现在看来，当时要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一鼓作气拿下属于我们的全部岛礁，今天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

其次，“武改”也并非一上来就硬，或不分青红皂白的硬。我们可以先软后硬，以硬为最后手段。同时还可区别对待，对抢占最凶、侵占岛礁最多的对手，硬度要大一些，反之则可宽一些。

再就是到目前为止，南海争议的相关国家，还未完全与美国形成类似美日安保协定的军事同盟关系，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方直接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在美方尚未过深卷入与有关国家形成军事同盟之际，是“改变现状”最佳时机。当然，对我们来说，一旦选择硬手段，则必须要有反介入的充分准备。

而东海争议以非军事手段解决的条件要好于南海。首先，中日双方有和平协商的意愿，有维护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其次，双方都握有解决争议的筹码和可供选择的方案；再就是如果在东海动硬手段，对手的力量将远远大于南海诸小国，如加上美方介入，我们取胜的成本会增大，因此首先宜采用硬性高压下的软性“文改”为主较为适宜。但是必要的军事压力如周边军演、军事巡逻、侦察监控等手段不能放松，实际上以“武改”为后盾，“文改”才更有希望。

第三，要做好改变现状的实际准备。

不论文改还是武改，要想取得成功，都会涉及一系列长期而实际的准备。

这里至少有四件事需要加紧准备，一是做好和平谈判的所有功课。例如我方谈判目标和底线的确定；谈判时我方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及其理由和利弊分析；方案抛出的时机和可能调整的幅度；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底线；判析对方对我方方案的可能反应；他们可能提出的方案或修正案；谈判的情报和谋略等。

二是做好国际诉讼的资料和法律准备。这种准备不仅要让自己能充满胜诉的信心，更要能在诉讼过程中经得起各方挑剔和辩驳而立于不败之地，同时能使世界绝大多数公众信服。这里涉及大量的历史、地理、国际关系史、国际法、国内法等领域的相关资料和论证，甚至国际公关，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很高，虽然费时又费力，但必须做好。最近我方出版发行有关钓鱼岛主权历史的小册子，就是很好的宣传公关方式。因为这些都是打赢官司的前提。

三是做好扩大民事经营活动的准备和实施。例如在争议区的捕鱼、渔政巡逻和护渔行动；海监船队的执行公务；在紧靠对方非法开采的海上油气井附近进行开采活动；开展海岛旅游和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活动等。

四是将争议区的军事活动常态化，并且做好在争议区应战的准备。例如在争议区确定例行海上合成军演和值班巡逻制度、制定并演练反击侵占、驱赶入侵者的作战计划和各项实际准备、划定海上靶场等。

未来十年，是改变东海和南海争议现状的关键时期，但笔者的主张并非是操之过急，而是认为应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措施逐步解决问题。让陆上疆界和海上疆界早日摆脱争议，回归稳定，这才有利于中国今后集中精力做好更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