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
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可以说，这几乎没有问题，只要不倒退，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接着往前走就可以实现。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社会建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这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将为社会建设开局打好基础。
第一件事是从目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要求解决的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做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办好社会事业，也就是把公共服务、社会建设做好。
第二件事是要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入手，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并加强源头管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地防止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产生，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两件大事，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补课、还债，若干年前我们压缩了社会建设的投入，比如说教育和医疗的投入，现在需要还债。前几天新闻报道了一件事，一方面讲义务教育，另一方面还要搬桌子板凳去上学，所以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在还债。第一阶段已经开始，有些地方快一点，有些地方慢一点。把这件大事办好了，就为社会建设开了一个好局。
2012年9月1日，中国企业联合会在长春发布了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从所列企业来看，大致上有三个特征：第一，国有企业数量居多；第二，企业规模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规模增长效益却在下降；第三，排名靠前的主要是一些非制造类的企业，如能源企业和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等。
从这样的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如果把上述现象加以抽象，那么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从体制到结构都在发生着迅速的变化，具体说来就是体制上的重新国有化和经济增长结构上的“去工业化”，很显然，这样的变化是不利于未来经济增长的。
国企的界限
作为政府之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为市场力量提供服务而不是与市场力量争夺利润的。
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是必要的：第一，当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需要国家来提供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从而需要国有企业来担当这样的功能；第二，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经济部门里，为防止由竞争带来的低效率而选择国营也算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但是，只要进入自由竞争市场，国有企业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的制度设计和行为逻辑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匹配的。市场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而国有企业界定不清的产权归属与多头管理的官僚体制是很难对市场的变化做出理性而又及时的反应的。
从实践中看，最早走上现代市场经济道路的欧洲工业化国家大致上都是如此运作的。在工业化发展早期，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的双重约束，市场力量没有能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其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从而需要由政府动员和集中社会资本来生产能够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设施，如能源、电力、交通、通讯、邮政等。同样的情况在二战结束后的欧洲也曾经再现。二战后国有化浪潮再现的根源在于二战对经济的破坏，其被破坏的程度之高是市场力量没有能力来加以修复的，从而需要政府来加以重建。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和市场力量的成长，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最终都被私有化了，政府退出那些可以由市场力量做得更好的产业部门，转而进入那些市场失灵的公共品部门，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
最后，随着政府管理和监管能力的提高、供给弹性和灵活性的增加，以及分销成本的下降，就连那些原本属于自然垄断的部门也可以通过导入市场力量、借助于供应商的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降低产品价格。
只要我们理性地审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大致上可以看到以下事实：凡是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都是“以市场为本、政府为用”的，作为政府之政策工具的国有企业，主要是为市场力量提供服务而不是与市场力量争夺利润的。
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分工，就是因为在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过程中后者比前者更有效率，这种效率差别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后者比前者具有更为严格的预算与信用约束（这是由明晰的产权所决定的）；后者比前者面临更为强大的竞争压力；后者不能像前者那样依靠权力来获取收益，而只能依靠对成本的精打细算和不断的创新来获取收益。
因此，毎当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和物质（主要是基础设施）瓶颈被突破后，就会发生“国退民进”的结构变化，并形成了政府专注于社会公共品生产，而市场以及市场中的民营经济则专注于私人物品与服务生产的局面。
进一步的观察还告诉我们，只要社会公共品生产的技术和分配方法发生变化，从而适合市场力量介入的时候，就连这类公共品生产也会从公营逐步转变成为私营的。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凡是不遵守上述法则的国家，迟早会患上“英国病”，即政府创办的国营企业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不愿意退出，结果，由于国有企业的经营不善，必导致政府财政的恶化以及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下降。
政府财政的恶化，一是因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需要政府增加财政补贴，二是因为国有企业带来的挤出效应导致税基缩小，政府的财政状况必将在其支出和收入的这种反向变化中走向恶化。
“国进民退”的根源
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渐进改革留下的后遗症、既得利益者的坚持成为中国坚持走“国进民退”道路的几大原因。
那么，当下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上述统计数据已经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是“国进民退”，而不是“国退民进”。这种状况首先与中国所选择的市场化发展道路是背道而驰的。随着国有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张，中国过去30年中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法正在被政府各个管理部门的规划（很像改革前的计划，本质是一样的，只是严格程度上有所差别罢了）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2000年，中国毎百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带来的GDP是37元，可是到了2011年，同样的投入只能带来23元GDP。
再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比改革开放以前更好的绩效，凡是进入竞争性市场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没有能力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落得巨额亏损，而那些仍然具有盈利能力的国有企业大都因为拥有政府特许的市场垄断权，这意味着它们的盈利归根到底具有利润（与之发生业务关系的非垄断企业）和收入（作为其产品之消费者）转移的性质，而非来自于它们的经营努力。
既然“国进民退”的效果如此不好，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走这样的道路呢？
第一，是源于政府的产业政策干预。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很少，因为政府的政策逻辑和市场经营的逻辑是完全不同的。就中国的情况来看，政府要的是GDP，市场参与者要的是利润，因此，政府推出的产业政策必定缺乏市场的响应性，于是就只有依靠建立国有企业来实施政府既定的产业发展规划。
第二，是中国渐进改革留下的后遗症。自1979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以来，基本上是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渐进改革，对于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并未在全社会达成共识，对市场竞争和市场力量崛起的惧怕，导致人们对国有企业的好感，错误地以为国有企业的发展可以带来公平和有保障的就业。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价格昂贵，而且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率也非常低，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还造成了社会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国有企业依靠市场垄断和政府补贴的所得就是社会所失，国有企业内部不是按照绩效而是按照职务高低来分配收入的做法还扩大了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从而使得员工普遍缺乏改善企业绩效的动力。
第三，是既得利益者的坚持。从以上两点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讲，缺乏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绩效的国有企业之存在，说到底只有国有企业的员工、特别是管理层是得益的，而整个社会的利益则是受损的，国有企业的垄断压制了市场竞争导致全社会效率的下降，当国有企业取走垄断利润的时候则是全社会消费者剩余的减少，当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可以持续不断地从政府那儿获得财政补贴时，增加的则是全社会的税收负担。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就像世界银行在1995年的调研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存在的价值是有限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有时甚至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政府可以利用国有企业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和经济目标，但是当国有企业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谋私的工具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最终还是会通过经济危机而演变成为政治危机。这种危机在欧洲国家、前苏联、中东欧国家以及1979年以前的中国曾经多次发生过。
国企改革路径选择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选择了内部人收购的方法，造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现象。遗憾的是，这原本只是一个方法上的错误，但却被很多人定义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性错误而加以反对，从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停滞。
那种以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和提供社会公平的想法其实是很幼稚的。从今天中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居民收入（储蓄）和政府税收的增加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投资来源，而不是相反。所以，发生在今天的“国进民退”现象，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因此，当国有企业成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并明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对其加以民营化改革是势在必行的。
当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或私有化改革并不一定总是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看这种改革究竟是以何种方法展开的。如果改革的路径出错，那么改革的后果就会比不改革好不到哪里去。
从国际经验来看，改革走向成功的正确路径是“卖”，而不是“分”。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上选择了“均分”国有资产的做法，结果大都面临转型失败的危机。
把国有资产人均一份分配给所有国民，从表面上看是公平的，其实很不公平，原因就在于穷人和富人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当改革者把国有资产按照人头一人一份“公平”地分配给所有国民的时候，穷人便会因为生计所迫而出售其手中“公平所得”的一份国有资产，而富人则会因为持有充足的流动性而收购这些穷人所出售的资产，并可将所收购的资产抵押给银行而获得更多的流动性来收购更多的已经私有化的国有资产。
结果，在短短的时间内，私有化的国有资产很快就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不仅穷人变得一无所有，就连政府也变得一无所有。前苏联和许多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种错误的私有化方法有关。
相比之下，采取了正确路径的英国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战后重建等原因，国有企业发展过度，从而得了所谓的“英国病”。20世纪70年代末期，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后，便对低效的国有企业展开了私有化改革，而且在选择了正确的改革方法后大获成功，这个正确的改革方法就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出售国有企业，而不是“公平地均分”国有资产。
出售国有企业这种做法的好处可以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来加以理解。从存量角度来讲，出售国有企业是资产“变现”，因此国有资产还在，只是把原先实物形态的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的资产，政府拿到这些变现后的现金流既可以解决老年职工的养老问题，也可以对年轻职工进行技能和教育培训，从而为经济结构的转型提供人力资本的准备。
再从流量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在企业家的有效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经营绩效得到改善，这不仅为消费者带来了福利，而且还为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税收，与这些企业在国有国营时期需要政府不断地财政补贴相比，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大大的好转。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回顾一下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可以发现，中国基本上也是采取了英国式的改革方法，而不是前苏联式的改革方法。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之所以不断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诟病，就是因为没有像当年的英国那样采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法，而是选择了内部人收购的方法，这就难免被那些具有信息优势的国有企业管理者获得了低价和优先购买国有资产的便利，从而造成了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资产流失现象。
第二阶段是十八大以后应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应是社会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是决定社会建设成败的关键阶段。时间约在“十三五”、“十四五”期间。如果这个阶段做好了，中国的问题就好解决了。跟经济改革不一样，社会体制的改革，牵扯到很多利益集团。为什么喊了这么多年学校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就是改不好，不是没有能人，而是没有人下决心。实际上并不难，香港的医院、交通都办得不错。一些现代化国家也有通行的规则，我们学过来就行，不是我们学不了，主要是不学。现代化建设，有些方面如公共服务等是有现成的经验的，我们是应该学的。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和关键是社会体制改革，如果说分配体制等这些社会体制不能改革，就不好办。
第三阶段是到了本世纪中叶，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型的经济结构。可以说，这几乎没有问题，只要不倒退，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接着往前走就可以实现。社会建设要经过第二阶段的改革，改革后可以不断前进，社会体制逐步完善，社会组织广为发展，社会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结构不断优化，那时候的中国就可以实现社会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形成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中国也就步入现代化的社会，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实质也就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同前面讲到的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一样，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这是学术上的阶段性划分。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个转折点就是要转到以经济建设，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为主。所以有人说经济建设跟社会建设并重，也有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社会建设要提高。但社会建设只能说是重要，不能说是第一，经济建设永远是第一，这个没问题。但是也不要把经济建设当成唯一，只拼GDP。GDP越高的地方社会矛盾越多，全世界如此。现在全国各地正在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实践与探索，创造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新的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出现了一批经济建设模式，现在是创造社会管理、社会建设模式的时代。经过一段实践之后，经过各种经验、各种模式的交流和比较，一定会涌现出适合中国特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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