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中国的贫民窟与城市化问题

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社区发展中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社区发展的城市化趋势。所谓城市化，是指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的实质是城市文明在社会生活中的扩张，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变迁过程。

我们先来讲讲贫民窟，或者叫做城市边缘的贫困人口聚居区。印度、拉美和东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8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有那么多的乡村人口都涌到城市里，形成贫民窟。进入二十一世纪，城市平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他们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这个问题对我们国家来说是特别关键的，因为我们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印度、拉美和东南亚来说，他们的问题是，农民失去土地、小农经济破产，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拉美和东南亚的城市贫民窟变成社会最严重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说，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印度、拉美、东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农村和城市作为不同的生活生态区域，自然有不同的发展完善方式。

怎么理解影片中所表现的印度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首先是欧美城市发展的历史。因为，我们的想象是以欧美作为我们的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印度作为我们城市发展的美好未来的想象蓝本。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他们的历史是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按照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的说法，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史来源于城市，来源于希腊的城邦国家。之后体现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然后发展为英国，最后是美国，这样的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它的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在西方，我们会发现，聚集在城市中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是要依靠城市来控制外在于他们的广袤的土地，这决定了他们社会的核心结构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是城市的。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而这又恰恰是和印度、中国的农业文明模式所不同的。

再从不同是政治模式上来讲，中国的国家不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很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一般意义上它是地方乡村自治的。这样的国家的概念和西方的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当时有一派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完全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昂贵的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这样一来，中国的城市化明显就比西方落后了半拍。

作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和中国相似的一点是，农民因为在农村待不下去了，才迁徙去城市。为什么？因为传统农业破产了。传统农业之所以破产，很大的背景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来。

这里还有一种新颖的论调。有人认为，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大家都知道，农民土地私有化在今天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有极大争议的问题。中国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我们再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所以我们今天说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问题是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的。

那么，我们的政府怎么办？靠有效的城市化。新时期以来，国家提出了我国城市化的基本方针，即“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我国人口众多，农业人口占人数的大多数，因此它必然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要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我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城市化的核心问题是建立一个适应生产力发展布局需要，符合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特点，与区域、环境、资源相协调的现代化城镇体系。

如果我们说，只有住进城里才是文明的，住在乡下就是落后，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实现真正意义上让农村能融入现代社会发展轨迹的城市化，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我们今天最应当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