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影响与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回落

《21世纪》：您是否认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潜力回落、就业市场持续偏紧、通胀压力相对较高的“新常态”？

姚洋：“新常态”这个提法很有新意，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恢复到改革开放头20年的增长速度。1978到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在8.7%，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是超常增长，增长率每年都超过10%。这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红利，不能期望永远保持如此高速的增长。日本、韩国的经济体量比较小，可以保持9%-10%的增长速度超过30年，但我们很难同样做到，因为我们的经济体量太大了。

我认为8%的增长速度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比较合适的指标。实际上要达到8%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欧洲债务危机还不知道会拖多久，而美国显然已经进入有增长无就业的阶段，美国能否持续其当前2%-3%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存在疑问。金融危机之前十年全球经济增长太快了，特别是中国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疯狂增长。未来十年不会再像金融危机之前那十年那么疯狂，那个时期大概一去不复返了，待其重现可能得要等印度或是非洲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

更长期看来，我基本上同意黄益平的意见，2020-2030年的增速调到6%-7%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从很多迹象来看，2020年将是一个门槛。劳动力的增量已经开始在下降，根据我的计算，到2020年左右，劳动力总量也会下降。同时，制造业发展基本到顶。整个经济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依靠服务业。服务业的增长显然不会像制造业那么快，因为制造业市场是全世界，而服务业市场主要限于本国，需要靠自己来制造需求，而这显然又和收入分配相关。在2020-2030年这段时间，想保持8%的增长的确有一些难度，因为它要求有内生的增长动力。但仔细想一想，这个增速在全世界算是相对很高的，而且那时中国人口将开始下降，人均GDP增长速度可能还可以达到7%。如此看来，增速的降低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诸建芳：“新常态”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如果潜在增长率真是趋势性下降，那今后的增长可能与过去很不一样，政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调整。我们基本同意增长率降到7%-8%这个判断。

高善文：从2007年到现在，总体上来讲，潜在增长率在明显放缓。黄益平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其重要特征是经济潜在增长率降到8%左右。这个观点背后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一是2012年CPI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在历史上，当经济增速降到7%附近时，CPI增长率一般会掉到1%以下，个别月份甚至在0以下，而现在CPI增长率只掉到了2%就很难再往下掉了。二是2012年生产资料价格、GDP缩减指数的降幅非常大，PPI已经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根据这些重要事实，我们认为，可能有两种“新常态”，一种“新常态”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8%，通货膨胀率维持在2%左右；另一种“新常态”是经济增长率为8%-9%，通货膨胀率为3%-4%。食品的价格压力比较大，但大多数产品的价格压力并不大，3%-4%的CPI增长率看起来比较高，但与低端劳动力关系不大的领域的价格压力始终比较温和。我们认为，在熟练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增长的压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同预期调整有关。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有哪些深层次的内部及外部原因？

诸建芳：我认为主要有五个原因：一是国际环境方面。危机之前国际格局处于平衡的状态，欧美经济强劲，加之货币政策普遍宽松，其需求持续旺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加入世贸后，高速增长的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很大。中国在全球需求较强的形势下提供较庞大的供给。危机打破了这样的格局。美国和欧洲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做了很大的调整，美国在吸引制造业回流。所以，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都可能减弱。

第二是国内的因素，最近十年带动中国经济的一是房地产，就是1990年代末住房改革带来的能量释放，二是出口，三是汽车的普及带来的对增长的拉动。汽车、住房是改革和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带来的效应。但住房、出口和汽车这三个对经济具有明显拉动作用的动力已开始逐步衰减，从未来的状态来看，未来五到十年，它们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将明显减缓。

另外，中国是一个大国、大经济体，这个跟小国经济体不一样。一个小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对全球影响不大，对全球资源的消耗、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的占有都不会构成重大影响，但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的供给能力和资源配置都会对全球产生影响，这一点也开始约束中国经济。中国过去20%高速增长的出口已经使其它国家忍无可忍了。

此外，国内对环境问题、安全问题、资源的可持续问题的关注，实际上都在约束过去已有的增长方式，调整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最后是劳动力的因素。总体上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逐渐偏紧，这已成为趋势，实际上意味着过去经济增长的常态很难维继，已经要发生转换了。

“新常态”带来的挑战与对策

《21世纪》：这种“新常态”将对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姚洋：整个世界经济是互相联系的，中国正处于世界的中间。中国所有的顺差都是对美国，而对欧盟以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是贸易逆差。所以中国经济减速，降低了对制造的需求，这对全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尽管对于美国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其贸易赤字将下降。中国经济减速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减速，受影响最大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四分之一的出口到中国，日本五分之一的出口到中国，东南亚国家也会受一些影响，但会稍小一些。此外，给中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比如澳大利亚、巴西以及南美一些其他国家。

总的来说，这个“新常态”实际上对普通老百姓是有利的。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但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这与我们的出口，特别是制造业的急速发展有关。制造业的资本密度比服务业、农业都要高，这说明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报酬比较低。最典型的是苏州，苏州人均GDP为1.2万美元，和上海差不多，但其城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才3.3万元人民币。粗略计算，苏州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人均GDP不到40%，而全国这一比例是58%左右。苏州如此富裕的城市，其实老百姓并不富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苏州的经济结构以出口加工业为主，而其收益进了政府和资本拥有者的腰包，普通老百姓并没有获得多少收益。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能从以倚重制造业转向倚重服务业，则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获益，因为服务业对劳动的报酬比制造业要高得多。

我们经常谈收入分配改革，其实经济结构转型就是影响收入分配最根本的东西，如果能让普通老百姓收入增加，资本所有者收入降低，自然收入分配就会改善。随之，到2020年至2030年中国经济结构才能转向更好，因为随着收入分配的改善，居民收入占比增加，消费占比就会增加，有利于中国转型为消费为主的国家。这对世界也是一个福音，特别是对于周边地区而言，因为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变成一个消费市场，而不是生产市场了。

《21世纪》：从中长期看来，中国应如何应对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诸建芳：我觉得未来全球经济将要再平衡，中国也要在这种大格局下做一些再平衡的调整，一方面要从对外需的过度依赖转向内需方面的发展，必须在结构方面做重大调整。制造业要去产能，而且这种去产能是带有结构性的，必须要做一个有力度的调整。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大体上要六到七年，可能延续到2015年。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要转向内需，就要有自身经济增长的动力，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推进改革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改革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对目前国有垄断比较强、管制比较严的领域进行实质性的放松，二是对金融领域进行重大改革，这是必须推进的做法。

姚洋：我们需要做好准备迎接一个新的产业结构。2020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点肯定不会是在制造业，制造业的就业比例要下降，占GDP比重也将下降。所以我们要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比如一定要推进户籍改革、城市化进程。没有户籍改革，相当于国内消费减少一大块，城市化也将会是空谈。户籍改革需要有切实的政策，而且必须是一刀切，没有一个城市会愿意做试点，比如先把郑州开放了，所有人都跑郑州，它怎么吃得消？

另一方面，推动服务业，要降低管制门槛。我们现在好多行业的门槛还是太高了，比如咨询、财会、律师、金融服务等。其实在服务领域，特别是高端服务领域，我们对外资比对内资更开放。不管是对内资还是外资，我们都应该有更大的放开。

如果这些改革切实做到位了，服务业再往前推进一步是有可能的，这样我们经济转型才能顺利完成。而如果我们在服务业方面不能有一些大的举措的话，有可能8%的经济增速都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