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飓风：美国的“新国家公敌”

11月3日，在经历了“桑迪”洗礼将近五天后，陷入黑暗的曼哈顿终于重现“不夜城”的灯火辉煌。

10月29日晚，飓风“桑迪”在美国新泽西州海岸登陆，继而横扫美国东部海岸。这场飓风，至今已经给美国带来了百余人丧生、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这个号称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却是如此无力。

而更令美国人担心的是，飓风代表的气候变化等新型安全挑战，正在危及美国自诩固若金汤的国家安全体系。11月1日，一个名为“美国安全工程”的智库发布了一篇气候安全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气候变化引起的新威胁。

“桑迪”威力不亚于敌军突袭

“桑迪”来袭，美国东海岸房屋受损、人员伤亡、电力中断、交通瘫痪。由于工厂停产、地铁和交通停摆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附带的保险业损失相应大幅上升，敏感的股市与金融行业随之受挫。这对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威胁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断电与交通中断之下城市极易处于无政府状态，美国常规的警力不足以应对治安需要。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有多达4.5万名国民警卫队和空军人员动员起来应对“桑迪”。但令美军尴尬的是其强大的主力作战部队只能采取躲避措施。“桑迪”到达前，美国海军下令至少20艘舰船出海避风，包括“哈里·杜鲁门”号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和1艘两栖攻击舰等，以免强风和巨浪损坏船只和码头。

一个“桑迪”已经让人如此手忙脚乱，如果未来有更多更大的气候灾害来袭，美国的基础设施将面临更大挑战。11月1日发布的“美国安全工程”报告指出，美国目前的公路、桥梁设施大多兴建于二战后时期，当时按局部气候条件设计了50到100年不等的使用寿命，没有考虑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强度自然袭击。像“桑迪”这样的飓风是百年不遇的，但美国在过去一年多来已经是第二次遭遇。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形势发展，未来美国有可能更频繁面临这类威胁。每次灾害对美国来说都不亚于一场严重的“敌军突袭”。

美军海外基地面临气候威胁

对美军来说，直接挑战是像军舰被风浪撞坏这样的情况。如果把气候灾害比喻成一场战争，首波被摧毁的将是那些处于脆弱地理位置的基地和设施。

美军基地和军事设施不仅遍布其50个州、7个海外领地，而且还存在于40个相关国家。正因如此，全球任何地方的剧烈气候变化和灾害都会损失美军战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08年判断超过30个美军设施已经受到了海平面升高的影响。

例如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不仅是美英军队在中东等周边地区执行任务的重要后勤枢纽，也在美军太空战和全球定位系统中发挥关键的中继作用。但这里平均海拔只有1米，对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几乎没有招架之功。

关岛是美军“第二岛链”的核心，主要职能是为美远征部队提供出发基地和战略支援，是美军在西太平洋联合作战的预备前进指挥所。这里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也很明显。除海面上升、热带风暴等威胁外，火山喷发也是一个隐患。

关岛地处菲律宾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是西太平洋上地质最不稳定的地区。它所在的马里亚纳群岛共有约50座海底火山，还有11座大型地上火山。其中很多火山相当活跃。若有喷发，美军人员会中毒，战机、军舰会遭到腐蚀，即使勉强组织军事行动也会因能见度低、电磁干扰大等原因而无法有效达成作战目的。

从破坏思维转向救援思维

对美军来说，应对有形敌人不是问题，但应对无形敌人向来让美军头疼。正如能轻易消灭千百辆坦克却根除不了路边炸弹一样，美军在应对气候变化灾害威胁方面很不擅长。

尽管2010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已经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但美军要想真的具备这种能力需要经历复杂而痛苦的转型。

新世纪以来，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真正的大灾袭击到美国自己或盟国时，敌人不是国家而是大自然。美军要在国内、盟国或者其他国家都采取行动应对自然灾害，首先要面临根本性的法律调整，这可能会触动美国的政治体制和军队定位，非常复杂。

在经历复杂的立法程序同时，美军官兵还要转换观念，由大量倾泻弹药“发射后不用管”的破坏思维转换到“瓷器店里救猫咪”的救援思维。这对美军来说也许会很难接受，因为哪怕最先进的国家在救灾时也往往缺乏专用设备，美军那些精良的武器不顶用，他们需要恢复到肩扛手抬的原始状态，而且还要小心翼翼。

更重要的是，美军几十年来已经很少碰到整支部队面临敌方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但在大灾面临，整个编队、整个基地处于无助之中的情形并不鲜见。这对美军来说简直无法忍受。

要真正应对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美军需要从军队地位、使用方式，到专业设备、专业训练、全球部署态势等进行全面的调整。这对美军来说无疑是艰难的。

灾害催生新的斗争形式

美国智库已经开始思考，气候变化等自然灾难竟会带来什么样新的斗争方式。

它可能是一种比谁先进的科技战。能最先研发和应用一批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国家将在这种竞赛中领先，在大灾面前少受损失，从而慢慢赢得综合实力竞争的胜利。

它可能是一种比谁的朋友多的外交战。应对气候变化必然形成一种全球机制，有更多联盟者和同情者的国家将在全球机制中有更多发言权和投票权，并能组织起跨国合作来共同应对挑战。

它可能是一种道义战和体制战。谁在大灾面前更能有效救助生命、避免损失，谁就更有感召力，更能赢得本国民众支持和国际社会认同。

对美国、日本等发达国来说，科学技术可能不是问题，但如何把军队等有组织力量调整得适合救灾是个难题。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会有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惨痛教训，日本会有应对地震和核电事故不力的痛苦回忆。

要从根本上避免这些教训重演需要根本的大调整。“桑迪”袭来时，《纽约时报》呼吁“大风暴需要大政府”。这一要求显然要比美国现行以应对国外战争为主的决策体制要更加宏大。

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意识到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未来有可能灾害频发，但如何形成一个更广泛的共同研究和应对灾害力量，是个巨大的难题。超级飓风不仅是美国新的“国家公敌”，也是世界公敌，各国不仅需要互相竞赛与合作，也需要联起手来跟大自然进行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