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中美“对视”：如何脱离博弈困境（2）

如何脱离博弈困境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卢斯在《时代》社论中首次提到了“美国的世纪”。他坚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一个“黄金机会”去“承担领导世界的使命”。卢斯呼吁美国民众支持罗斯福总统去完成威尔逊总统未竟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应该全心全意地担负起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国家的职责和使命。”卢斯的理念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美国理念。追求超强国力从此成为美国内政外交的信条，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倡导的国际关系基础——“美国治下的和平”。

美国人其实最讲意识形态且根深蒂固，也不会因为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是：当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利益趋于一致时，合作面大一些；当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矛盾凸现时，发生冲突的机会就很大。道义上的优越感使一些美国人（尤其政客）乐于把美国与别国的利益纷争诠释为“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战”。因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作出何种决定，多数美国人都觉得是正义的。

产生道义优越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美国人认为其国内政治体系和代表议会制度是迄今世界上最完善的，可以有效避免集权主义或利益垄断的弊病；二、经济、军事实力客观上赋予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许多美国人骨子里有挥之不去的要将世界变得像美国一样的信念；三、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清教徒的宗教优越感使许多美国人觉得，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就是世界的典范。在此思维定式下，美国人总爱说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知之甚少。构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根基，无疑是脆弱的。

缺乏信任和相互猜忌，在中美处理两国关系时殊为常见。多数理性的国家都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关键是如何实现利益最大化。步步紧逼是一种做法，迂回也是一种方式。直接和迂回只是实现战略意图的不同战术，有时压迫式打法会取得较大成效，而有时避实就虚则可能效果更佳。美国时常采取主动的压迫式行动，逼对手就范。

脱离博弈困境的基础是相互信任，而不同价值观念的国家达成相互信任无疑有难度。观察美国和中国关系发展的轨迹发现，两国关系总在不断波动，但围绕着不好不坏的主线，形成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特定时期相互信任的增加或减少。当面对共同利益时，不管是无可奈何还是真心实意，两国合作的意愿相对较高；当失去共同的对手时，彼时曾被掩盖的矛盾就会再度呈现，双方合作的可能性降低，价值观的差异再次被强调甚至放大。不同的价值观依然是矛盾或冲突的根源。

近年来，西方把关于强大必强权、强权必称霸的国力发展轨迹的判定适用在了对“中国崛起”的讨论上。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对于成长中大国的戒备恰好与邻国对中国潜在威胁的担忧交织起来。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将动摇地区稳定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同时，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洲地区若发生动荡则会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利益。

揣测“中国威胁”

西方战略家在分析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时，大致概括了中国因能力增强而改变既定防御策略的四种可能性。

等级优先的现实主义着重考虑国际体系的影响力，认为中国随着实力不断增强将会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处于支配地位的美国制定国际体系的行为准则，新兴力量为实现自身利益必会寻求改变现存的行为准则。

意识形态优先的现实主义把中国执政者看作“中国威胁”的根源。现实主义者本来就认为所有新兴力量都会寻求与其实力相适配的权力和影响力，而关注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者更强调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本质区别，因为共产主义国家可以“集权式”地扩张权力而很少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天然就是国际稳定的威胁。

制度优先的自由主义相信，越把中国整合到国际体系之中，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越多，制造冲突的动机就越少。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依赖会使政府更多地受到国内和国际的约束，比如外贸带来的就业机会等。

现代的民主主义则认为，经济增长终将改变中国的国内政治。强大的、民主的中国不会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这个观点曾被美国商界用来说服美国政府批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无论人们如何揣测，未来十年，中国都极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最大的市场、最大的资源使用者、最大的产品和服务供应者、最大的环境影响者、世界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否愿意，都将面对这种很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