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陷入疫情困境的体制根源

美国陷入疫情困境的体制根源

[中图分类号] R184;D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0)08-0020-04

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它在客观上帮助人们摆脱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压迫和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人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如果看不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制约,就可能像福山那样,走向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迷恋和崇拜,甚至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将会是“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面对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没有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其短板反而限制了政府履责的范围和效率。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最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住了疫情。揭示美国疫情防控不力与自由民主制之间的内在关系,更能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美国民主治理体系存在低效缺陷

疫情防控中,美国担责阻力很大程度源于其民主治理体系的低效缺陷。在西方国家追求民主与资本主义结合的过程中,出现了对自由的滥用、权力分散以及利益集团掣肘等“副产品”,使得低效问题成为美国民主政治挥之不去的弊病。

滥用自由带来的失序风险。民主与自由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精神支柱,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条件下二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协调:自由关心个人权利,而民主关心对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控制。这意味着两者存在矛盾关系并在一定条件下呈现紧张状态。对自由的狂热和迷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社会,导致了民主政体的无序化运作。这种无序化在美国政治中表现突出,“譬如行政部门蔑视议会,常以‘紧急状态’为由逃避已确立的规则和程序”;对于自由的滥用在美国普通群众中也屡见不鲜,这在民众抗议“居家防疫”的游行活动中可见一斑。因此,自由泛滥所带来的失序风险威胁着治理效率。秩序是效率的前提,为提高效率提供规范保障。失去秩序理性的保障,政府防控措施便会陷入低效泥潭。

权力分散影响治理效能。民主视域中的西方政府要想获得民主体制问题的最优解,其作用必须双重化:一方面,限制自身权力,与市民社会权力达到最佳程度的和解;另一方面,强化自身治理运作能力,有效解决民众的疑难问题。美国采用在纵向上对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分权,横向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做法。这虽然满足了权力制衡的要求,但在有效治理方面却显得能力不足。权力从本质上来说具有强制性,具有高效调配资源的作用,对于权力的分散划分,无疑会降低政府处理市民社会事务的效能。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对权力的设计面临民主分权与有效治理的两难问题。民主政治是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力量,以分权保民主的做法必然会产生资源配置的低效缺陷。在面临重大社会问题时,这一缺陷便会被放大。疫情期间,美国虽拥有强大的医疗体系但依旧无法提高防控效率,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利益集团掣肘影响决策。从市民生活方面来讲,西方社会的公民也积极寻求政治话语权,通过各种利益集团活动影响政府决策。作为个人与政府的中介,利益集团通过游说、舆论等方式对决策者施加压力,维护自身代表的群体利益。客观来讲,各种利益集团的发展对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有所助益的。但这些利益集团的主张只是一定经济社会背景相似的小群体的利益主张。伴随经济社会多元化而形成的是错综复杂的不同利益群体,这些群体的主张难免存在冲突,甚至与社会共同利益产生矛盾,进而成为政府决策的掣肘。因此,疫情期间不同群体的利益纷争和游行等方式往往成为政府提升防控效率的绊脚石。为了平衡利益,政府只能在无休止的争论和博弈中左摇右摆地进行决策,这无疑拖慢了决策和执行速度。

美国民主体制下社会聚合力不足

社会聚合力体现着一个社会协调内部冲突、动员社会成员的能力。在面临重大危机和事件时,这种缓和冲突、凝聚合力的社会力量十分重要。但是,以个人主义观念为价值基础的美国民主政体存在社会聚合力不足的缺陷。

美国民主在个人主义基础上逐步发展完善。客观来讲,美国民主的发展得益于这种追求自主性的个人主义,但也使得社会逐步陷入自我泥潭,公共和个人生活的隔阂逐步扩大。美国尝试克服其个人主义倾向,建立社团以转移和调和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对立。但是,个人主义对自我的强调与社团对集体的强调之间存在着价值冲突。除非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融合体制,否则社团对个体的整合作用会受到极大限制。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融合体制是不具备的。资本具有强大的流动性,受资本影响形成的社会关系便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影响着社团效能的发挥。个人难以承受社会不稳定结构带来的负担,自我的不合理诉求更会进一步冲击社会团结的基础。因此,民众很难聚集力量抗击疫情,甚至各州政府的疫情处理方式也无法摆脱个人主义的思维藩篱。相较于中国各省区市的互助合作,美国各州政府更像是争夺医疗物资的竞争对手。

一些西方学者竭力为个人主义开脱。他们认为,中产阶级能够将个人主义与同胞普遍利益结合起来,发挥团结社会的作用。中产阶级因其知识、技术力量以及数量优势被称为社会稳定器,他们可以将自身发展与周围环境结合在一起,凝聚社会力量。然而,这种浅显的视角无法透视中产阶级的本质,实际上,中产阶级的经济根基才是将自身与周围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原因。中产阶级是“以在劳务市场出卖服务而不是以买卖资产赢得利益,从职业而不是从资产获取直接收入”。因此,中产阶级是为大资本家阶级获取资本而服务的。作为资本的附庸,中产阶级的生存状况要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资本从实体企业流向金融部门往往导致大量蓝领技术工人失业,而世界金融体系的波动又会导致金融技术人员生存环境恶化。中产阶级的命运是由资本决定的,并且随着资本的运动而沉浮,因此无法成为社会团结稳定机制的中坚力量。疫情期间,部分中产阶级甚至需要出卖资产支付医疗费用,艰难度日的那部分中产阶级更希望早日复工,对于居家隔离的封闭式做法不予支持,而那些在经济上受疫情影响较小的中产阶级则支持居家隔离。美国社会在各种利益纷争中难以团结一心抗击疫情,更无法得到传统融合力量——中产阶级的支持。

美国民主唯资本逻辑难以充分保障人权

西方民主“主权在民”的理论来源,决定了自由民主制在理论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但在疫情防控时,宣称是民主政府的美国出现了名义上保护人权而实质上损害民众利益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运行的特殊社会条件,即资本是由大资产阶级掌控并且与政治紧密关联,西方政客极易产生唯资本的逻辑。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西方政客很容易将资本需要与人民需要对立起来,导致民众权利难以被有效保障。

美国的资本游戏与政治利益相联系,民众的利益往往成为二者的幌子和牺牲品。新冠肺炎疫情初期,白宫政府以“流感论”淡化病毒威胁,欺骗民众,让民众继续工作,以维持资本增值。疫情蔓延后,超负荷运转的医疗系统难以收治数量巨大的感染者,普通民众的生命利益只能成为牺牲品。在股票市场中,这种资本逻辑与政治利益的联姻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一些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淡化疫情的严重性,麻痹市场和股民,但私下却根据得到的内幕信息,提前抛售股票而躲避损失。另一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美股造成的冲击,为防止股票市场崩盘,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美国政府采取了“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刺激措施的提振下,与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攀高形成强烈反差的,却是美国股市呈现反弹之势。美国股票市场的表面繁荣既可以转移民众的视线,为政客连任赢得民意基础,又可以让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普通民众却要承担由此而引发的风险。

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西方政府普遍认同资本能够在市场中获得自由增殖的环境和条件。在资源配置上,即使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也不过是为了暂时疏通大资本流动的阻碍因素。大资本家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对立,可以在政府福利与工作环境改善的情况下暂时隐藏。这种遮掩在社会物质资源总体丰富时或可勉强维持,一旦面临资源短缺的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对立就暴露无遗。美国疫情期间,“经济实力强的人群往往能得到更高水平服务”就是例证。在西方政客的唯资本逻辑中,民众拥有的劳动力只有与资本结合才是有价值的;一旦失去劳动力,就会被资本主宰下的民主制度所摒弃。因此,在疫情期间一些劳动能力退化或丧失的人,被排除在医疗救治之外就不足为奇了。

美国民主政府推卸国际责任

由于民主政体的缺陷,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履行疫情防控责任的乏力感也得到充分暴露。为了赢得政治选举和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的一些政客不惜诿过推责和污蔑他国,撕下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外衣。

美国总统选举的各个阶段都是候选人在选民中塑造声望、进行角逐的过程。这种做法在形式上是符合西方传统民主思想的,然而,美式选举的弊病在于只是将选民作为工具来进行虚幻的讨好,而不是将其作为真正的执政基础来负责。民意会成为“赢者通吃”规则的牺牲品,竞选者赢得选民支持数量只要少于对手就意味着丧失全部支持。于是在竞选活动中钻营选举策略,为迎合选民、骗得支持而无所不用其极就成为普遍做法。所以,当美国政府在应对重大社会事件中表现糟糕时,执政党为继续参与竞选游戏,便炮制谎言、美化自身、抹黑他国,以达到愚弄选民的目的。“美国共和党竞选部门专门撰写长达57页的‘谎话红皮书’,手把手教该党竞选人就疫情问题抹黑中国”就是鲜明例证。可见,美国在国际上诿过推责并非偶然,而是美式民主选举规则的必然结果。

白宫接连“退群”、宣布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断供”,传达出美国霸权主义对世界单极控制的惯性渴求。自由民主的口号与霸权主义的做法似乎存在矛盾,但只要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两者的共生关系,并发现美国因疫情防控不力而将责任不断推诿他国的原因。一方面,霸权主义促进了美式民主在世界的传播。现代美国霸权主义的经济动力依然是金融资本的扩张需求。在国际舞台上推销自由民主,其目的在于使其他国家能够如美国意愿接受资本扩张,美国亦可按其意愿独霸世界。另一方面,美国民主思维也同样推动自身走向霸权主义。美式民主执着地认为可以用这种思维确定国际治理秩序。美国在13个州的基础上建立了共同的行政机构,认为在各独立体的基础上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更高的管理体(华盛顿政府),并且由这个管理体为各州制定行为总则。这种民主政体曾在西方广受追捧,使得美国愈加认为可以将其运用到国际上。美国设想,各国政府保持部分独立性,而美国作为这个世界联邦的“华盛顿政府”为各国订立准则。美国理想的世界秩序应当是其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对13州可能做到的事在更广阔的国际领域里却不一定能做到”。美国推行霸权需要其民主体制的支撑,但这种体制在应对疫情中表现糟糕,而中国模式则呈现出压倒性优势。为了继续维护其霸权地位,一些美国政客将疫情污名化和政治化,将责任推给他人,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应对疫情防控的乏力感并非凭空而来,而有其深层次的制度原因。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若想摆脱治理困境,还是应从维护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入手,但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框架内,这几乎是不可破解的难题。

(本文是天津市教委2019年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国外错误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研究”〈项目编号:2019JWZD1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美]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M].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特约研究员;刘依,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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