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党政治的转型及政治文化的变迁（2） − 经典案例 − 宣讲家网

摘要：政党政治形态的生成及其变化，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变革中的新加坡政党政治反映了该政治体系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可以说，执政党和反对党各自正在发生的改变，预示着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将向更为民主的方向转型。而这种转型的背后，政治文化所发生的变迁也悄然改变着新加坡民众的政治信念、态度和政治行为。

其一，参与式政治文化正逐渐消解着政治冷漠。按照阿尔蒙德的观点，参与式政治文化意味着，“社会成员往往公开地取向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政治的和行政的结构与过程(换言之，取向于政治系统的输入和输出两方面)”。这种参与式政治文化展示着一种民主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民可以完全参与到政治过程中。[12]在新加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众要求政治更加多元化，希望见到更多的政治竞争和更多的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新加坡年轻一代，比他们的前辈有着更多的参与政治的诉求。这种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新加坡人以往的去政治化的取向，逐渐消解着他们以往在威权体制下形成的政治冷漠。至少有两个因素对这种变化产生了影响。一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从冷战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最近的被称为第四波民主化浪潮的中东、北非的民主转型。二是新媒体的作用，以网络为主的新公共领域的出现，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

政治文化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呈现出它作为一个自变量的特征。在政治文化由政治冷漠向参与式政治文化过渡的过程中，新加坡年轻一代成为了新的政治文化的推动者。在2011年的大选中，年轻选民占据了较大比例，“65后选民”占据了46%的投票份额。他们的成长环境跟上一代人不同，价值观和关注的问题也不一样。对他们而言，经济发展不能代表一切，他们需要在政治参与上有更多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大选期间，年轻选民踊跃上网参与政治讨论，利用Youtube、Twitter、Facebook等各种新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年轻参选人也充分利用互联网来为自己作政治宣传。新媒体降低了政治对话的准入门槛，提供着新的信息来源和更多元的讨论空间，为参与式政治文化的生长提供合适的土壤。

其二，伴随着公民社会的成熟，公民文化逐渐得以培育。随着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公民社会逐渐成熟。同时随着新加坡社会结构尤其是人口的变动，新加坡的年轻人口数量越来越多。新加坡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倾向于有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希望社会走向更多元更开放，这是他们将选票投给反对党的重要原因。

他们的诉求在于，执政党虽然在新加坡的执政中做得不错，但是也应该有反对党进入国会，也应该有不同声音在政治决策机构中出现。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人民行动党执政时间太长，以至于有一种权力的傲慢。人民行动党在长期一党执政下所形成的那种不顾忌人民感受的“权力傲慢”和把人民视为“子民”的家长作风，以及“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别理会民众的看法”的李光耀式执政风格，已经不适合新的公民文化环境与现代民主政治。民众希望人民行动党会作出适当的调整，也更希望有多元的力量可以制衡这种权力傲慢。正如蔡定剑所形容的，尽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如父母一般用他们的辛勤劳动给子女带来财富，“但现代社会的子女还是觉得不太舒服，愿自己过自由自在的小日子。”[13]

新加坡的治理曾经被归为一种“专制下的天堂”，这种治理模式也曾被视作某种亚洲特殊性的代表。[14]但是，人民行动党那种认为政府应该为人民包办一切的强政府式的治理风格，也开始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且随着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所遗留的问题越积越多，如物价上涨，低收入者的民生问题，住房保障不够，贫富差距扩大，新移民与本地人的矛盾等等，执政党垄断政权的方式越来越受到质疑，人们想要表达独立的声音，不需要由执政党代劳，他们要自己进行参与，自己选择。近年来这样的民意已经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表达出来。

其三，政治理性成为对多元竞争体制认同的重要前提。当多元竞争体制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政治理性也成为一种诉求和认知。

一方面，新加坡有识之士发出了理性的呼声，认为政府的确应更加重视民众的意见和反馈，也应顺应民意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更好办法，但却不能滑落到民粹的歧路上。“即使我们的社会多了不同的声音，新加坡的政治也不应该陷入水火不相容的对立局面。否则我们就无法为新加坡人创造自我提升的环境和机会。”[15]

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并未如以往那样采取高压手法打压反对党，控制选举，而是采取一种理性竞争和开放的态度，在成功地赢得了约60%的支持率的同时，又避免了新加坡社会走向更大的分裂和动荡。通过本次大选，6名反对党议员进入国会扮演制衡政府的重要角色，选民的理性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满足，避免了选民的不满情绪酿成激烈的反对浪潮，也避免了反对党因得不到公平竞争而做出偏激的鼓动。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未在选举中选择民粹式的动员，这种对政治理性的追求，避免了激起新加坡社会的民粹主义情绪。而由民主诉求滑向民粹的误区，则是很多国家民主化转型的败笔。新加坡的政治理性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民社会的成熟，这也规避了从体制外开始激进民主化转型的风险。

其四，一种宽容性的政治文化正在形成。民主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多元的宽容。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尽管新加坡有反对党的存在，但是人们在提到反对党的时候，还是有所顾虑，有所回避。但是在这次大选中，许多选民都公开表示，自己是支持反对党的，他们公开参与反对党的活动，在投票时也不再有恐惧感。

新加坡政府从去年开始就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有意的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让反对党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另外他们在选票上也进行了改革，增加了连续号，这个办法可以减少选举的作弊，使选举更加公平。选票上增加序列号也不会导致政府能够追踪到投反对党的选民。这些选举制度上的改革有利于反对党，也有利于选民可以无所顾虑地投票。

这种宽容性文化的出现，既是整个社会对执政党所形成的压力的结果，也是新加坡执政党有意地型塑一个更为开放和宽容的社会。李显龙就曾经在选举中几次谈到这个选举的结果将会导致产生新加坡政治的新局面。执政党的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使得更多的新加坡选民可以投反对党的票，而不至于担心受到执政党的报复。而新加坡的媒体在以往的选举中基本上只报道执政党的活动和他们的讲话，很少报道反对党的活动和反对派的讲话。但是在这次选举中新加坡的媒体却出现了大量关于反对党领导人和反对党竞选团队的活动报道以及他们批评执政党政策的讲话，这些大篇幅的报道对选民的投票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对于新加坡的媒体来说，如此的宽容和自由度，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四、结语

新加坡曾被当作是一党长期执政的成功模式，在一些人看来，新加坡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成功经验，即为了经济发展，可以忽视政治自由与民主。

实际上，我们从新加坡政党政治形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这样的发展逻辑：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进而推动市民社会的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包含现代民主价值的政治文化得以逐渐形成，继而是社会对于制度改革的诉求，比如，要求以制度来保证多元声音的存在、公平的竞争，以及对权力的制约、监督等。在这样的路径中我们看到，作为一种具体制度的政党体制，它的变化也是逻辑之中的。

当新加坡面临重要的国家整合以及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任务时，以威权主义为特征的政党体制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执政党也的确通过良治为其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当民主政治运作的条件不够成熟时，以拒绝政治参与为特征的权威政治可以大大降低政治成本，有效实现贯彻功能、稳定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

但似乎没有人会怀疑民主化的最终方向。在威权体系的政党制度下，以何种途径实现民主化，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由来自体制外的压力来推动，这是带有一定风险的途径。当这种压力与维护既有体制的惯性相冲突，则可能对社会与政治稳定造成威胁。二是自上而下的推动，执政党创造条件培育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和成熟的市民社会，伴随着民主政治文化的生长，最终推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这需要执政党的政治远见、历史责任感、政治勇气与能力。但这些对于保障国家未来的经济繁荣可能是更为有效的途径。

注释：

[1]萧功秦：《新加坡的“选举权威主义”及其启示》，《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2][意]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88页。

[3][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第8版更新版)，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105页。

[4]欧树军：《新加坡政治中的逆向参与机制—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调研报告之七》，《文化纵横》2010年第5期。

[5]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6][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7页。

[7][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8]《全球文明竞争视野中的儒学复兴——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化纵横》2010年第2期。

[9]李光耀：《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8页。

[10]李显龙总理2011年7月22日以行动党秘书长身份设答谢宴时评论。见联合早报网，2011-07-23，。

[11]张铁志：《新加坡更民主了吗？》，《华尔街日报》201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