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结构性减税两途径扩围、降率

高培勇:结构性减税两途径扩围、降率

“在当前的中国,要把实现稳增长的重点放在推进结构性减税上。可以说,结构性减税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成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表示。

他是在2013年《经济蓝皮书》发布会上做上述表示的。高培勇认为,在大规模扩张之后,减税成为最能赢得国人共识的举措。未来一年,它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或主战场。

中国经济在三个针尖上跳舞

受欧债危机与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2012年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2013年,中国经济必须在三个针尖上跳舞:稳增长、调结构和控物价。如何能在三者中左右逢源将考验决策者的智慧。高培勇认为,在严峻的形势下,重启财政和货币大规模投入已变得非常困难。他的理由是,对照2008年和2009年,扩张性经济政策的药效已经减弱。这意味着,即便再采取类似2008年和2009年那样的经济扩张措施,也不会产生当年的效果。

另外,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对照2008年和2009年,无论是来自财政政策的“粗放型”扩张,还是来自货币政策的“粗放型”扩张,它们对于经济结构和物价水平的副作用均已显现。这意味着,倘若再采用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措施,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可能更大。

“注意到上述的情形并搜索一下目前可供选择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便会发现,相对于以往,留给我们实现稳增长的政策空间事实上已经变窄。在不以牺牲调结构和推高物价水平为代价的前提下,实施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操作,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最紧迫、最富有挑战意义的任务。”高培勇说。

他进而指出,权衡各方面利弊得失后可以发现,能够兼顾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三重政策目标,需要且较少副作用的一个可行选择,就是推进结构性减税。它的好处是,有别于以往以“增支”为重心的操作,把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主要通过民间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实施经济扩张,将有助于在实现稳增长目标的同时,兼收调结构、控物价的功效。

拿出减税总体方案

进入2012年以来,政府围绕结构性减税所推出的措施不能算少,但却多属于零敲碎打,且进展缓慢。高培勇认为,政府有必要制定一个总体方案,量化目标,设定对象。

他提出,总体方案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究竟要减多少税?要清晰界定好结构性减税的规模,否则,只有定性而无定量,只有方向而无规模,结构性减税便会停留于抽象层面,满足于零敲碎打,跟着感觉走。这既难以保证结构性减税的实施效果,更可能导致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或实践。

其二,究竟要减什么税?要清晰界定好结构性减税的对象。否则,不问青红皂白,统统砍上一刀,或者眉毛胡子一把抓,见什么减什么,结构性减税便会陷于盲目状态。这既与税收的一般常识相违,更可能偏离既有税制改革的轨道和目标。

“也就是说,结构性减税的总体方案,应当也必须在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有明确的界定。”高培勇深知,减税本身直接牵涉政府部门的切身利益,其推进过程,肯定会遇到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内部的重重阻力,没有见真章的东西,不足以取得预期效果。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佘小莉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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