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巡”：中国改革与发展又到一个关键时刻

今年春天，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时，我撰写了一篇《中国需要新一轮“南方谈话”吗？》的文章，提出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也许，人们期待着新的一次“南方谈话”。

不想党的十八大闭幕不到一个月，新任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出京，就踏上了全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向20年前在这里发出改革开放振聋发聩声音的邓小平同志铜像敬献花篮。习近平总书记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这既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缅怀，也是开拓改革开放新路的明志。

习近平同志以全新的作风，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地毯、不挂横幅、不组织列队欢迎，沿着当年小平同志南巡之路，视察了深圳、珠海、佛山、广州等地。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事前不定调、不交发言稿，要求会议参加者自由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开了一次新风扑面、讲真话、实话的座谈会。

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习近平重走南巡路，焕发新政风，无疑是新一届领导人回顾历史、传承精神，重温小平、回应小平的明确宣示。新南巡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指明的改革开放道路，不停顿不动摇，坚定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中央高层已形成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有攻坚克难闯过深水区的政治勇气与信心。习近平在深圳考察时特别强调“要有新开拓”，显示他意欲唤醒改革之初“杀出一条血路”的胆略和锐气，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出改革新措施，务求改革开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一  中国改革与发展又到一个关键时刻

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似乎已经板结、僵化

20年前，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南方谈话重新凝聚起国内各种力量，整合并借助国际有利因素，在中国重启改革开放巨轮，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党内外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并从此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文明和法治社会建设，当作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目标，不再动摇，不再倒退。因此，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于是，中国迎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辉煌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生奇迹般的骐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20年来，中国同时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2012年比2002年增长了四倍，超过了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却越来越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特殊利益集团地位渐渐稳固，而草根民众及其后代，却失去了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可见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贫富之间、官民之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代代相传，中国社会的土壤似乎已经板结、僵化。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出现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移民倾向。

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时代，从教育界、职场到娱乐圈，“拼爹游戏”不断升级。在此起彼伏的校车事故后，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段子：美国的校车很坚固，是因为没人知道哪一辆校车中会出现未来的美国总统；中国的校车很脆弱，是因为所有人都明白，任何一辆校车中都不可能出现未来的中国领袖，因为他一定不会坐校车——公众已经习惯性地把对富且贵的“代际遗传”不满情绪，释放到任何一起事件和事故中去了，哪怕是我们国家参照美国一些地方的经验拟定出校车安全标准，网友的反应也充满着不信任情绪。

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所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社会腐败未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教育腐败，这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于是，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邓小平南巡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面临严峻挑战。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加之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欧美陷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资本主义也同样面临深刻挑战；中国周边亦不平静，从南海之争，到钓鱼岛的对峙，时时遭遇不友好摩擦，远交近邻均对经济高速增长、发展却充满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疑虑与戒惧……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确实再一次到了关键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