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巡”：中国改革与发展又到一个关键时刻（3）

三 攻坚克难开拓改革开放新局面

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大家对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的迫切期待，就是凝聚改革共识，汇集改革动力，重振改革勇气，攻坚克难，全面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如何解决发展带来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如何在经济增长之后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下一个十年要做的事情，是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最棘手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将主导未来国务院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他的重要讲话传达出深化改革的新信息。他明确指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改革的主要方向，强调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抓得很准。

“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就意味着要对几个具体问题进行改革：1)要进一步界定落实农地产权。不仅把土地承包权界定给农民，还应该将土地各项使用、转让的权利也交还给农民。近年来征地纠纷引发大量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就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农民没有农地转让权，因而不能合理分享农地转为工商业用地收益的结果。2)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对资源、资金的垄断问题；保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3)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4)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缩减项目审批权，杜绝权力寻租机会，并减少价格管制。目前在很多领域还存在价格管制现象，这实际上极大扭曲了资源配置，并不利于节约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医生诊疗费、出租车价格，这些都是受政府干预和限制的。5)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以上五项就是要求政府弄清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尽量退出市场，减少参与、干预和管制。

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强主张：“改革要既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里的重点应该是“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这句话有三层重要含义。第一，中央政府要大胆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地方开始的，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现在，我们一些地方也在很多重要的改革议题上进行试验，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这些都是试点，希望这些地区能作出有益的探索。但光有这些改革和试点并不够，我们还有更多领域需要改革，我们还可以在更多地方进行试点。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大胆放权，鼓励地方大胆闯、大胆试。第二，尊重民间智慧，善于总结地方经验。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现在，很多在我们眼前很棘手的问题，其实在民间已经有很好的解决办法，就看我们是否能够承认这些民间经验与智慧，并且放手让这些经验得以继续存在和自动扩散。第三，促进地方竞争，分散改革风险。改革是有风险的，而如果我们能允许不同地方先行先试，这种风险就会大幅降低，因为即使错了，也只在局部地方出错，而不至于波及全国，更有利于“及时调整和纠错”。尊重地方首创精神，还意味着更加充分和自由的地区竞争。地区竞争对经济发展很有好处，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已经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发挥地区竞争的优势与作用。

从李克强副总理强调改革要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来看，在习近平时代改革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上。主要是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一是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要从教育这个起点上实现机会公平和社会公平。二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尽快建立城乡失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三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四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应该建立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对于平民大众，到处都有平租房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大众就有居住自由了；对于穷人，提供廉租房，其余才是产权房。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把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到90%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到70%以上(目前我国统计为51%左右，实际上多数进城的农民工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到8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8万元至20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总数的50%至60%。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既是社会体制改革，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从制度上保障社会组织包括宗教组织的适度发展，放宽对民间组织的管制。有活力的宗教组织和其他民间组织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与其充分合作。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比如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等，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国各种商会、协会、学会、基金会、志愿组织、维权组织、慈善组织等这些社会组织还要进一步发展，政府要推动、协助、保护这些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要法律法规要完备起来，而不要视为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靠经济手段，而不是强化行政手段，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我认为这就是李克强副总理最近强调的要切实解决政府与社会关系所要达到的目标。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也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新“南巡”，就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社会矛盾。先通过市场与社会的改革，改变政府太强、社会太弱、市场扭曲的问题，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由此起步，攻坚克难，进一步解决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美社会福利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腐败，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的中国，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十分重要，迫在眉睫。这次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南巡”，发出了强烈信号，表明中央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勇于冲破思想观念障碍、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的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重振改革勇气，上下一心，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一定能够迎来又一个改革与发展的辉煌时代！

（作者系《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