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严肃讨论的消失是最严重的挑战（2）

知识界最重大的问题是思想分析能力的问题

萧：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介入，你刚才说的这种可能性是否会更大一些？

汪：没有政治制约是不可能的，在全世界都没有可能，应该分析媒体背后的权力关系，这真是非常费思量的。我们这边的政治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另外一些地方这只手不容易看见，但几乎都看得见，事实上也没有那么神秘。我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你很难讲没有意识形态在中间起作用。中国社会有那么多方向完全不同的问题，存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为什么德国媒体的报道只集中在一两个明星人物的身上，而不去关注那些底层人物？

我们在德国讨论过媒体问题。我过去在文章里讲到过政党的国家化。有一位资深的媒体人是一个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他接着我的话说，另外一方面是媒体的政党化。那我接着又说，第三是政客的媒体化。这里的政客包括政府里面的政客，也包括知识精英里面的政客。他们都不是独立自主地思考者、行动者，而是按照另外一些人的逻辑来说话的。政客为了讨好媒体，会说媒体喜欢听的话；媒体不再是客观呈现社会问题的一个空间，媒体想要自己来设置议题，而这个议题过去通常是由政党来完成的。

萧：媒体完全靠不住？

汪：当然靠不住，不但靠不住，而且是严重的挑战。今天的媒体对于社会权力的垄断和社会声音的垄断，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如果说政党没有代表性，媒体同样没有代表性，这就是公共性遇到的危机。当然，它有问题不等同说要抛弃它，而是说首先要在理论上认识它，才能改造它。这是最有意思的挑战，也是在知识上、思想上真正地挑战，它意味着你没有办法照搬复制其他的理论来进行实践，你必须去研究实际上正在发生的进程，来思考原有的理论为什么在解释这些问题上失效，来寻找推动新的社会实践的方向。你问我最新的思考，这都是我最近这些年做的主要工作，有一些方向是理论的，有些方向是历史的，工作的方式是不断地在两者之间转换。

萧：但媒体毕竟被称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第四种独立的权力。

汪：这个第四权力的存在，同时意味着旧有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中国知识界争论中关于媒体部分的最大问题。当权力的中心发生偏移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认识当代世界？我们传统认为，权力机构是我们批评的最大目标，但当你批评那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其实已经就是那个东西了，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了。这个状况在当代世界发生的转变当中，我觉得是最特别的，表象跟真实之间有时候是纠缠的。所以，撇开知识界个人的，或者是伦理的问题之外，最重大的问题是思想分析能力的问题，也就是对当代世界的基本格局到底发生着什么变化的把握问题。我觉得，说到最后，在思想争论中，哪个思想更有力，首先在于你有没有能力分析当代世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