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严肃讨论的消失是最严重的挑战

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萧三匝（下称萧）：为什么现在左右两派总是相互谩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而不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

汪晖（下称汪）：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觉得应该辨别到底是怎样的谩骂，为什么会谩骂，这很关键，因为这是对公共讨论最大地破坏。我从1996年开始做《读书》编辑，我们从一开始就在组织讨论，那时候也有好多种不同的观点在《读书》里面讨论。不能说我们一点倾向都没有，但基本上是很开放的讨论。那时无论有怎样的分歧，但《读书》杂志里头有过谩骂吗？一次也没有。

第二，我觉得媒体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事件。过去思想争论的主要平台还是在知识界，在《读书》这样的杂志里面，这种杂志提供了一个相对有一定深度的空间，这个空间的辩论会逐渐地影响、播散到媒体。我们在90年代的一些讨论，到90年代后期逐渐地已经在许多媒体上出现了，这是一个互动的方式。但是，媒体有自己的逻辑，它们财力比较雄厚，需要打出议题。这样，媒体就试图来操控大量的讨论。我们不是说反对媒体介入讨论，媒体的讨论非常必要，因为如果公共性的问题不能进入到媒体里面讨论的话，那就永远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个更广泛的社会话题。但问题在于，媒体经常是为炒作而炒作的，它并不见得很清楚到底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也不清楚问题是什么。

当然，知识界、学术界一向有这样风气，你也不能想象有一个很纯的知识界、学术界。学术界、知识界总有一批人永远是不能够探讨具体问题的，他们永远只能靠评论这个派那个派而存活的，这些文章基本上在事后什么意义也没有，但是它特别适用于媒体。

我简单举个例子，无数的文章写“新左派”怎样怎样，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写，可是你真要讨论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你没办法讲“新左派”如何如何，因为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就跟自由派内部的差别很大一样。所以，你要只是在派别意义上去讨论的话，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是无法说清的。你要反对一个论者的论点，必须要有能力对他的论点、论据进行分析，这才能叫讨论。如果只是自己造一个标签，把它帖在另外一些人头上，然后开始批评，这就是媒体造出来的讨论。媒体造出了大量公共知识分子，而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对什么事情都谈谈，什么都没有研究的人。有人批评郎咸平，但郎咸平主要是在谈经济问题，他是基于自己的研究得出的言论。但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是在媒体上活跃，没有知性的东西，那你指望他谈什么呢？但是媒体喜欢这个东西。

当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都以为过去的那个时代是意识形态的时代，不了解今天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比那个时代更加意识形态。所谓的意识形态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控制你的思路的，你没有反省的话，就会被意识形态控制。这是在任何一个大的潮流里面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在任何一个时代独立思考永远都是很难的，并不因为事后聪明，假设文革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就更好，历史从来没有提供过假设。在今天这个媒体空前发达的状况下，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更深的，知识分子的一些思考的基本前提很难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今天你要想独立思考，我觉得是非常艰巨的事情，不比任何一个时代更容易。

萧：我归纳一下你的意见，就是说现在知识界的这种风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媒体的介入；一是广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汪：这是一个大的潮流，媒体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后面还有各种力量，比如媒体后面有投资方，有各种文化政治势力。媒体从来都不是独立、自由的力量，但它还可以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要求权力，它们完全混淆了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的自由，还是媒体企业的自由，这是完全不同的。媒体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性的产业，它的自由跟公民的自由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包括知识分子，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有权力进入媒体这个空间的，在今天的中国媒体状况下更是如此。因为，中国媒体被两大力量垄断：一是政府，一是资本，这两个垄断使得独立的思考并不是很容易获得的。在今天，越是热火朝天的媒体，我感觉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可能性就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