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严肃讨论的消失是最严重的挑战（3）

严肃的讨论的消失是今天最严重的挑战

萧：你对媒体的批评是不是过于严苛了？

汪：本来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另外一方面是媒体的自由，但新闻现在的危机是极大的，我对中国的新闻的看法是非常负面、非常糟糕的，而且我看不到它马上有真正好转的迹象。因为随着媒体大规模的集团化，资本的积累能力非常非常高，它跟政治和经济的关联都非常非常深，它也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意向，所以它已经不再是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状态下的媒体。

西方的媒体也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全世界都是反感媒体操控的。德国的媒体在我看来可能算是最好的，德国报刊还是比较严肃的，有一些报刊遵循了旧式的传统的政党政治，传统政党政治是在自由条件下，媒体代表政党之间相互竞争。德国的《时代周报》是社会民主党的媒体，它基本倾向是偏左的，就好像《纽约时报》是偏民主党的一样。但总体上媒体操控已经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媒体跟政治的关系，已经使得它不再是一个透明的公共意见的发布者。媒体最大地利用新闻自由这个口号，新闻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经常变成了媒体集团的自由，公民的声音无法得到正当的表达。媒体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新闻自由的追求者，这样使得新闻自由这个口号，在很多人的眼中贬值了。我不是说不要新闻自由，新闻当然应该是自由的，但是当媒体变成垄断性的集团的时候，它就等于代表了一个政党的角色。

现在大家知道的也只是默多克的花边新闻报道模式，但是事实上这次默多克在英国、美国的丑行至少还有一半没有暴露出来，华尔街跟默多克的联系还没有全面暴露。事实上，绝不仅仅是花边新闻和窃听的问题，而在于媒体和政治之间这个特殊的关联。你可以看到卡梅伦上台之后，一年之间见了26次世界新闻集团的总裁，更不要说见其他的媒体集团，他跟他的内阁成员能见多少次？你要比一下未必更多。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例子当然是贝鲁斯科尼，他在很长时间结合了政治权力和媒体权力，对整个社会进行引导，像他那么恶行昭彰的一个罪犯，还能够持续地当选，它意味着媒体能够影响一代人，价值观被它都改变了。他是操控型的，是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反自由。

由于媒体越来越跟操控有关，而且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也导致了政党竞争当中公共领域的日趋消失，公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但是又没有另外的选择。

目前有什么方法改变这种局面？首先，需要重新对媒体的行为规范进行制订，我觉得默多克事件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第二，非常困难的但是是重要的问题，就是媒体需要多层次性。

萧：媒体本身也有不同形态，比如说互联网，每个人都成了舆论的发布者，这样的话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不就急剧地下降了吗？

汪：互联网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大家都知道关于所谓的“谣言共和国”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看中国绝大部分的报纸，特别是地方性报纸，它基本上依赖互联网，很少自己真正采写新闻稿。我这次回老家还顺便问了一些不算太小的媒体的很重要的记者，他们都是在网上抄抄写写，不会自己采写。对于谣言，媒体很少去确认。去年攻击的我的事件爆发的时候，连中央电视台也没有过一个电话来确认的。如果中央电视台都是这样的话，那你怎么能指望其他的媒体有任何负责任的做法。在今天这个条件下，所有人都在抢新闻，以赚钱为动力，或者是越来越政治化，但基本的新闻操守和规范荡然无存。

所以，我并不认为互联网与传统媒体自然有一个促进关系，恰恰是严肃的讨论的消失是今天最严重的挑战。我自己编过十多年《读书》杂志，在那十多年当中，讨论的主要议题（关于全球化三农问题、医疗保障体制、政治改革、媒体功能、大学教育、女性的社会地位等）是很严肃的。但这样的讨论在中国已经非常少，也就是中国比很多国家的媒体更加服从于商业的逻辑，它们找的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文章。大部分在媒体当中写文章的知识分子，我说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媒体知识分子，他们不是真正的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因为大众文化跟媒体文化相互渗透，媒体影响所有人的阅读趣味，时间长了，大众就对稍微认真深入的讨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在这种状况下，你可以讲轨道出事了，某一个事情出事了，信息能通过互联网迅速发布出来，但对于长远的政治议题是很难讨论的，没有讨论空间。俄罗斯前些年出现过一个媒体的领导人被谋杀，当时大家很怀疑政府参与了这个过程，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不太清楚，但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健康的媒体公共环境，公共性的争论、辩论无法展开，信息不能够检验，推动政治议程是不可能的。因为议会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要有言论的公共空间，我觉得在今天言论的公共空间是更为重要的。在今天中国，媒体的集团化状况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这样等于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舆论，大家也不知道舆论的真假。一段时间谣言一起，大家被煽得群情振奋，过一段时间又证明那个是假的。

萧：现在如何走出困境？

汪：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做。以新闻媒体来讲，我个人认为，第一，基于专门研究的知识分子讨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带有反思性，而不能把他混同于大众文化，必须有这个反复纠偏的过程。知识分子跟媒体之间应该形成一个有机互动。现在媒体都会找几个人，要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要不是所谓的评论员，就那几张脸孔，什么问题都谈。在这种状况下，你是不可能把有质量的思考上传的，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检验这些人代表的是什么。

老实说，今天谁在设定议题？是媒体本身在设定议题。所以媒体角色的校正和媒体从业者基本的伦理是必须加以重新思考的，因为政党和媒体是今天这个政治体制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昨天中央电视台的人来问我对富士康搞机器人怎么看，我说，富士康的老板说一句话，马上全国的媒体都跟进，然后就开始焦虑地说，中国马上要大规模失业了，那么多工人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从来听不到呢？你算一下，中国有多少工人？光是农民工就有两亿四千万。按照现在的统计数据，这些人所处的状态为什么总是不能够得到正面的反映。当然，郭台铭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认真讨论。

我觉得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今天很多不同社会体制的危机证明，没有一种简单的体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需要在这个社会里面思考、生活和工作的人的努力，比如说在媒体领域里面有一些人愿意率先出来做出表率，这样当然就有可能改变。

我觉得无论是一个知识分子还是媒体工作者或者是政党，并不是没有努力改善的空间，如果我们不能从一种制度拜物教到另一种制度拜物教就会出大问题。原来的制度拜物教就是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制度不好，另外一个制度好。当另外一个制度出现危机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会想再发明一个制度。当然制度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说不重要，我说拜物教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太崇拜、太以为只是一个制度改变就可以改变所有这些问题，而忽略了在每一个具体的过程当中从业或者是参与到某一个进程的人的主观努力，进步就不可能。

反过来说，为什么一些思想讨论和职业伦理的重新修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体制下，如果从业者的状态是不同的，质量也就是不同的。在同样的体制下，不同的单位和人取得的成绩是很不一样的。

我刚才讲到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我要否定这些都不行，反过来我也不认为我们过去的体制全部都不行，而是要动态地看待问题。我们讨论解决之道的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条件下，第一要有方向感，第二就是要具体。如果媒体已经不把公共性当成追求的方向，只把赚钱当成方向，那你怎么改呢？方向感的丧失，我觉得是今天中国最大的社会危机问题。到底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方向要有。就像我们要讲媒体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要有自己基本的取向和判断，如果这个也没有了，我们只是顺从了某一个逻辑的话，那也就不存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