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严肃讨论的消失是最严重的挑战（4）

要设置出跟一般媒体都不一样的问题

萧：你刚才说国内缺乏这样的力量，《读书》杂志不是现在还在搞嘛。

汪：但是现在很难像当年那样不断地、尖锐地提问题，这是主要的差别。我们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就是因为不断地提出问题。很简单地说一句，他们当时说我们提的问题都太提前了，回过头来看，我们所提的问题，有哪一个问题不是准确地预言了我们社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这都不重要，这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我们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反专制，好像别人都是专制主义者一样，只有典型的思想封闭症才会这样来提问题。动不动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他们参与了这种扼杀和迫害，还要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

萧：社会需要严肃的评论类杂志，但关键问题你这个杂志怎么存活？盈利都很困难，谁给你投广告？《读书》杂志搞得那么成功也没广告。

汪：纸面媒体在全世界都遇到困难，连《纽约时报》现在经济上都觉得很难。但不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的刊物也可以在商业上是成功的，但是它不能以追求商业的成功为目的。我觉得存活本来不难。《读书》杂志没有广告就能存活。

萧：《读书》杂志搞得早，抢先一步占了一个坑嘛，现在情况不同了。

汪：你不要忘了当年占了坑的刊物非常多，为什么别的刊物不行？另外，不是所有的媒体都无法进行严肃地批评。印度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媒体非常批评，但是我得客观地说，他们的报纸的评论能够找到一些比较认真地学者写的文章。中国现在的媒体评论版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总体来说很糟糕。中国的媒体过度依赖媒体知识分子是严重的失误，你看在德国，哈贝马斯还替媒体写文章呢。

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应该给媒体写文章。

汪：但是中国的媒体趣味是那么差。

萧：也有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愿意弄高深的，不愿意跟媒体打交道。

汪：有你说的这个情况。我虽然对大学专业化并不是没有批判的，但是你也要知道，媒体跟读者的关系是互相取悦的。媒体的盲点太大了，因为媒体现在的权力太大，所以媒体人眼睛完全长在脑额上，他不知道自己的局限。

萧：媒体也很困惑，比如说你的文章很有见地，编辑也认为你的文章很好，但他也会考虑到，登了你的文章，读者会不会认为它们突然变左了。

汪：那它有什么公共性呢？它只有封建性，真正的封建就是这样的机构。你刚才讲反封建，我觉得当代的封建就是这样的，他们打着反封建的旗号，但他们是真正的封建主义。

萧：对于评论类媒体，要做得好还得有交锋、有争论，这样才能引起社会关注。

汪：如果要让大家交锋，你要设置的是问题，不要设置什么左派右派。对于怎样设置问题，一定要有充分地考虑，如果你能做到跟一般媒体不同，最关键的是你提什么问题。你要设置出跟一般媒体都不一样的问题，同时你要有能力对媒体的一般逻辑进行反思。比如我们讨论大众媒体的角色，你可以让不同的人来就这些具体的问题来分析讨论。你的取用标准，不是派别，是文章质量。我在《读书》杂志说过很多次，我们不以派别划线，只以文章质量为选取标准。当然，围绕着一些基本的价值的辩论并不是不需要的。今天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这样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