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一味“保增长”谨防欲速而不达

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

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都影响经济增长。长期看，经济增长是受供给方因素制约的，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及其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生产要素供给水平和生产率提高方式皆具有阶段性特点，构成特定的潜在增长率。在改革开放的30余年中，得益于人口红利，我国要素供给充足，生产率提升空间巨大，潜在的和实际的增长率都达到很高水平。

根据估算，在1978—1994年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0.4%，1995—2009年期间为9.8%。然而，由于以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停止增长为标志的人口红利消失，上述贡献因素都出现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估算表明，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低为7.2%和6.1%。

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固然受到欧债危机和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的需求因素制约，同时也是潜在增长率降低的表现。虽然受出口、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影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周期性地分别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或之下，但归根结底，由供给方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制约。

把目前的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比，把需求因素与供给因素相比，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实际上，这样的增长速度恰好符合中央的预期，即适当的低速度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

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在理解潜在增长率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误区，即混淆经济增长的供给方因素和需求方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常常会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因而主张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刺激经济增长。例如，日本在1990年以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标志，人口红利正式告罄，潜在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却认为，减速是需求不足导致的，多年来坚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尝试了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版本，政策倾向上不啻南辕北辙。由于未能抓住日本经济停滞的要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停滞，最终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不到1%。

尝试超越潜在增长率的政策工具，可能具体体现在产业扶持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和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之中。这类政策应用的限度是使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相符，一旦应用过度，即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达到某种期望的增长速度，以刺激需求的手段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则必然导致扭曲的结果，加重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看，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

首先是造成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人为推动的大规模投资意味着过多廉价资本的投入，压低了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导致背离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并加剧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日本在丧失人口红利之后，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的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忽视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其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过程中，资本劳动比的贡献率高达9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为-15%，成为其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其次是造成资源的浪费，加重已经呈现的产能过剩。外在于市场力量的投资行为，容易导致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降低，进而造成产能过剩的结果。例如，2010年，相对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而言，除了纺织业和轻工业中的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外，那些被列入产业政策扶持对象的行业，产能利用率大多显著低于中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82%的水平。其中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还不到50%，有色金属行业只有70%略强。

第三是造成不恰当的保护。对于经营不善从而应该退出的企业和行业给予补贴等各种优惠，乃至政府进行直接干预防止其倒闭，总是以就业、GDP和税收的名义做出的。但其结果则是保护落后，使那些长期没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继续生存，其结果是伤害竞争机制，造就“僵尸企业”。一旦这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整体经济效率则必然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