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一味“保增长”谨防欲速而不达（2）

可以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然而，潜在增长率却是可以改变的。对于我国来说，现实中的确存在着诸多机会窗口，可以通过改革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标。下列相关改革应该被置于优先地位。

第一是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继续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提高劳动参与率及其稳定性，是有助于显著提高潜在增长率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在劳动力成为经济增长制约要素之后，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产生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对于中国未来5-10年的时间来说，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稳定其劳动力供给，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涉及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第二是保持教育优先发展的趋势。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要求顺应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需要，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技能。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在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0%之后，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是增加未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关键，而高等教育发展更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必由之路。这涉及对教育体制和培训形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第三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惟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随着三次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终将式微，今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更多地来自于以下源泉。

其一，由于各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的差异，生产要素向生产率更高的行业流动，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未来10年，是中国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潜力仍然是巨大的。按照学者的估算，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为24%左右，而按照官方统计口径，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35%左右。这意味着在今后10年乃至20年时间中，从现有的农业劳动力出发，中国每年需要减少数百万农业劳动力，即每年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1个百分点以上。这样的话，就能保持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持续提高，进而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二，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生产率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相应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改进的企业，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50%。此外还有研究表明，中国部门内企业间生产率差异巨大，如果缩小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这两个数字如此巧合的涵义是，迄今为止，中国尚未获得这种类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源泉。这就要求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深化改革固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是，却不应该过于功利地看待改革，期待所有领域的改革都能够对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面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一方面需要把改革推向新的高度和深度，为更长期的持续增长构建制度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习惯于并接受较低的增长速度，把增长模式从立足于投入增长的速度型，转向立足于生产率提高的质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