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共党史研究若干新见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它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性。最近，据《杂文月刊》披露：“为人民服务”成为美国洛杉矶一家电气公司老总凯特管理企业的成功秘诀，并内化为该企业的精神和文化。但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创造的这个法宝，近年来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却有被淡忘的危险。这幅漫画所讽刺的现象，不失为一种警示。

（选自《杂文月刊》2012年第3期）

核心提示

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掀起了一个热潮。随着新方法的运用和新史料的发掘，党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进一步拓展，在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上，不但重视宏大叙事，而且重视历史细节，总体看来，人物研究、事件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既突破了一些研究“禁区”，也澄清了一些误识，从而进一步发挥了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这里对近年来特别是2012年党史研究的若干热点，略作介绍。

人物篇：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彭真、胡乔木等党史人物研究的新观点

陈独秀为何拒赴莫斯科；李大钊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演说”

陈独秀、李大钊是中共创始人，关于他们二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近年来对“南陈北李”研究的热度一直未减。

对于陈独秀拒赴莫斯科问题，与以往研究只注意陈独秀几次拒赴莫斯科不同，有学者指出：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拒绝陈独秀赴莫斯科的；但是当时中共中央把陈独秀拒赴莫斯科作为开除其党籍的理由并不合适；共产国际也没有召开过审议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会议。

对于李大钊临刑前有没有“发表演说”的问题，学者张静如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李大钊临刑前回答了指挥行刑官的话，但未“发表演说”。学者李继华《新版〈李大钊全集〉疏证》一书以考据的方法，对李大钊著作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年代、思潮、著作、名词等作了疏证研究，在打通李大钊著作与相关领域的联系方面作了探索。

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形成的标志

1950年中宣部拟定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有“毛主席万岁”一条，对于这一条是谁提出来的，近年来引起了一场争论。有学者称：“1950年中宣部起初拟定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自加上‘毛主席万岁！’”。对此，有学者指出：说毛泽东自己喊自己“万岁”，不符合事实。曾担任全国人大机关刊物《中国人大》主编的吴文泰在文章中指出：1950年4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中共中央《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并没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也查阅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口号》档案，证实“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口号，是刘少奇由“毛主席万岁！”改写而成的，毛泽东没有改写添加过任何字。

学界还围绕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活动展开了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在《讲话》中，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真正形成了其科学、系统的理论形态；“为人民大众”是其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是其基本内涵；“到大鲁艺去”、“讲老百姓的话”、“下决心跟老百姓学”是其重要途径；坚持普及和提高的辩证法，把普及和提高结合起来，是其一般运动方式和运动规律；文艺批评的人民性标准是其核心标准。

张闻天的经济观

近年来，有学者对张闻天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看法的历史演变脉络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科学的评价，认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张闻天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为工具，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经济观，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有学者对张闻天经济体制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示了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对我国经济体制问题所进行的可贵探索。

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也受到了关注。从1925年赴苏联留学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与共产国际有过密切的接触。有学者以时间为线索，根据张闻天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及特点进行了探讨，指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一个缩影。

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2012年是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学界对彭真的历史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研究了彭真与北京的建设和发展问题，认为：彭真是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奠基者，在主政北京17年间，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城市规划、教育、民生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党建思想和实践探索，认为彭真长期领导党的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党的建设经验和教训，探索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还有学者研究了彭真的民主和法制思想，认为彭真长期领导、主持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工作，尤其是1979年复出后，直接主持了宪法修改和一些重要法律的制定，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的贡献

2012年，学界以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对胡乔木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有学者认为：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工作卓有建树。他是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主要奠基者，是中央关于历史问题两个决议起草的重要参与者，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个时期党史工作的主要领导者。

有学者总结和概括了胡乔木对党史研究工作所做的卓越贡献，指出：他确立了党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即主张党史工作应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四面八方”、普遍联系等原则，党史编撰应坚持史论结合法、热情式解读法、开放式接纳法、科学客观严谨法等基本方法；他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史思想，而且在实践上推动了党的文献注释工作的规范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史理论的研究空间。

不能说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近年来，学界对王明的研究在史料发掘和观点方面都有突破。有学者对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是由王明领衔起草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邓颖超对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起了关键作用，起草和修订的大量工作是在她主持下由中央妇委承担的。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后通过，王明向会议报告了《婚姻法》起草经过和理由。虽然王明代表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作关于《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但不能说是由王明领衔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因为《婚姻法》草案是相关机关和团体对婚姻条例草案讨论修改后，由法制委员会集中修改意见，报中央批准的。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作报告，只是履行他作为法制委员会主任的职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