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运动”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美国的“进步运动”似乎在告诉世人，改革关键在于政治领导力，可以建立道德标准，引入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制

南北战争后，美国凭借将政府与私人利益有效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快速推进工业化，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腐败现象和寻租行为滋生。在1865年开始的美国首条横贯东西铁路建设项目中，与政府按英里计费的两家公司故意修建弯路以多获土地，所得面积堪比德克萨斯州，对此官员心知肚明却欣然接受。

“如果政府有足够权力保护产权、确保交易，官员便可以此权利中饱私囊。”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斯诺曾这样解释政府行为中腐败和低效产生的原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领导力，其能够在公共管理领域建立道德标准，引入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制”，“对中国来说也许会有独特的解决方案”，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杰克·诺特说道。

发展的基石

公共治理或者政府管理需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诺特教授总结了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是由政府提供的值得信赖的法律法规以及监督、执行体系，以确保经济合同得到执行，人们对私有资产投资保有信心。其次需要政府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需要确保国防和公共安全。

虽然这些条件并不复杂，但事实上不少国家做得并不成功，原因在于政府官员会受到利益诱惑而产生政治道德风险。

“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比如君权神授的国王或皇帝、卡扎菲和萨达姆等独裁者、以及设置重重许可证和营业成本限制的秘鲁政府，他们都从私人部门攫取了过多的经济价值；再如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穆斯林极端主义、以及苏联，其政党、宗教或意识形态运动均对私人部门的经济交易行为造成了阻碍。” 诺特说道。

然而另一些国家在这些基本条件的构建方面却比较成功。诺特认为，这得益于使得私人资本与政府实现“共赢”的国家资本主义。政府通过向私人资本提供担保等形式的支持，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同时政府积累财富，官员以此获得政治资本和个人利益。例如，曾经的英国、德国和法国政府，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和“亚洲四小龙”。

“政党机器”与国家资本主义

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激烈竞争中，地方政党组织依靠对党员的物质激励获取其对政党的支持，逐渐具有了很强的组织和控制选举的能力，美国进入“政党机器”时代。

通过政党机器所控制的私人公司对公共项目的投资，政府和这些公司均迅速变得非常富有。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私人企业获得了交通专营权、通行权以及土地处置权；部分银行在利好的政策下形成了地方垄断；个别铁路公司得到了低廉的土地以及土地开发权；依靠补贴和抑制竞争，大型卡特尔行业形成。垄断问题严重，经济活力式微。

“在一定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攫取经济增长的剩余价值。”诺特教授说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部分成果被私自转移。

政府官员腐败会带来整个经济社会的低效率。以修建铁路为例，官员在向铁路公司发放土地使用证时，已事先知道铁路铺设方向，知道未来哪些土地会涨价，其便可以与土地商人进行秘密交易，双方都可获得非法的经济利益，但却妨碍了市场竞争，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福利。

同时国家资本主义还会存在“寻租”问题，即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这虽然并不违法，但阻碍正常市场竞争的行为同样会带来低效率。政府暗中支持某些卡特尔，获得优惠的公司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从而为社会带来负面效应。政府官员的动机在于获得政治支持以及离职后的好处。

此外“政党机器”时代，国家资本主义的“大跃进”还衍生出多种社会问题。例如美国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农村人口和少数族群的忽视，造成了大量农村人口对大政府、大银行、大工业的反感，引发民权运动；儿童和贫穷人口缺乏基本医疗和社会服务；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扼杀创新能力、政府合法性遭受质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