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土地历来是中国稳定第一要务（2）

阶层变化带来治理挑战

《中国经营报》：说到阶层变化，一般认为当中产阶层占多数，即形成橄榄形结构时，社会就会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你却在书中提醒执政者，中产阶级崛起过程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怎么解释？

温铁军：中国不具有橄榄形社会结构的条件，除非你把农民的地权剥夺了。中国是个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具备的金字塔结构，底层社会百分之六七十是小有产者，也包括小有产者家庭派生的打工者。而熟悉中国农业文明史的老一代执政者跟小有产者的关系最容易处理，因为那时候在农村有村社共同体，在城市有单位共同体，小有产者人身依附于共同体。现在城市单位解体了，村社也面临解体，许多分化出来的人被称为中产阶层，其中也有大量的近郊农民“小资”通过卖地变身为“中资”。

在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占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六点几，也就是我们的中产阶层不同于西方通过纳税来表达社会责任的中产阶级，也因此就不构成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所以，现在中产阶层的利益诉求是散乱的，只通过网络来随意表达，很难整合。这就带来了对社会治理的巨大挑战。例如，杭州市委认识到在当地的户籍人口中，中产阶层已经占到了50%左右，政府必须面对中产阶层崛起所带来的治理挑战，所以委托我们做了两期课题，主要研究方向就是怎样调整治理结构，为中产阶层的崛起提供良性治理？政府怎样才能帮助中产阶层组织起来？怎样让他们逐渐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没有一个大概的结论出来？

温铁军：在中国，政府治理做出结构性调整本来就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建设所谓公民社会不能只是趸卖西方与中产阶级崛起同步发生的自由主义思潮，首先，要靠中央政府下决心推行税制改革，改变以间接税占92%的税收结构，让中产阶层成为纳税人，由此演变成为所谓社会责任担当者。其次，要开放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要允许人们以自己的剩余来搞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政府不要再对社会发展大包大揽，这是有可能缓和中产阶级和政府之间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改良办法。因为，越是散乱的利益表达，政府治理面对的信息成本就会越高。

《中国经营报》：那金字塔的顶端呢？

温铁军：中国最具有“自觉”特点的其实是在金字塔顶端的“大资”，同时最不愿意自觉的也是“大资”。中国“大资”的获利领域主要靠国家政策，由此而最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维持国家稳定。其实“大资”中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理念，何况很多都已经裸官、裸商了。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又好像有捞一把就走的那种恶作剧的感觉，成为最不愿意自觉的群体。

对此，我得先强调：国有资本是一回事，控制国有资本运营的“大资”精英群体是另一回事。这里说的“大资”，主要是指国家出资的国有垄断部门的代理人。我认为应该借鉴内部人控制理论去好好地规整这种“大资”精英，因为他们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但又最不想承担责任。因此，这个连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难以解决的内部人控制问题，才是中国“大资”精英对国家和社会构成的真正威胁。

《中国经营报》：怎么规整呢？

温铁军：国家作为国有大资本的所有者，在当前主要面对全球化中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挑战，而且必须使用国有大资本作为主要手段加入国家间的全球竞争，因此，也就必须有足够的手段使大资中的精英群体全面体现国家意志。一是短期即可操作的政策：实行阳光法案，公布董事会成员和科以上干部及其亲属的财产来源，便于社会监督；同时，国家应该明确占有全部收益用于再分配，严肃查处并且公布那些挪用国家收益的人员名单，从法律上禁止这些挪用者得到在相关领域就业的机会。二是应该长期列出可以深入讨论的政策，例如，在私人资本、外国资本权益清晰的压力下，把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制基本属性通过财产关系安排具体地体现出来。对此，我在1993年的文章中就有说法，不赘述。

此处补充的是：中央政府必须加强国有“大资”在地缘战略和币缘战略中的布局作用，以此构筑中国参与国家间竞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