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东：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过去一年中，大中东无疑是全球最动荡不安的地区。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不仅聚集了当今世界上最尖锐的种族、宗教、社会矛盾，而且因为历史的机缘集中在同一时期交织爆发。

近年来大中东的社会走势

首先需要简略归纳一下大中东的近代史。除了西亚的伊朗，这一地区原来大部分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和行省。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解体后，英法两大列强按照各自的殖民利益瓜分了原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领土。许多重要的国界线，是一场饭局之余，丘吉尔与传奇人物“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人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下的。所以如同南部非洲一样，现代中东国家的大部分疆界，与当地各种族群、部落、教派的具体分布并不对应。再下一个“里程碑”是，老沙特国王1945年2月与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军舰上会面，达成以阿拉伯石油供应换取山姆大叔军事保护的协定，奠定了海湾逊尼派君主专制政权在华盛顿保护下主导世界能源供应的格局。然后是在西方支持下，以色列驱逐大量巴勒斯坦阿拉伯原住民而立国，并且通过一系列军事扩张，演变成今天的“大以色列”。

接下来就看近年来大中东的主要社会趋势。非常瞩目的是，半个多世纪主导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明显失败。从埃及的纳赛尔主义，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以及几十年来挥舞《绿宝书》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甚至也可以包括阿拉法特创立、之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或是日薄西山。这些世俗势力先是推行僵化不前的国家社会主义，然后“改革”为官僚家族主导的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导致两极分化、社会腐败和民怨沸腾，底层民意或曰“阿拉伯街头”与政权上层日益脱节。不断丧失道德权威的世俗势力因此演变为专制独裁政权，依靠特殊利益集团和巨大的情报治安系统来“维稳”。2011年初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因此可以描述为阿拉伯“柏林墙”的倒塌，原有专制体系的军队和情报治安体系一夜之间失去了对普通百姓的震慑控制力，街头群众运动此起彼伏、无法自止。

与世俗民族主义衰落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宗教势力尤其所谓政治伊斯兰的崛起。这里有三大原因。其一是现代阿拉伯世俗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失败，使得宗教成为对基层民众极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选择；其二是欧美对以色列霸占阿拉伯人原有住地领土的支持，以及所谓“温和”阿拉伯专制政权违背基层民意的亲美政策（包括苏联瓦解之后阿拉法特无奈受欧美“招安”），强烈刺激了阿拉伯世界以伊斯兰为皈依的反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思潮；其三是世俗政权对各种异己反对力量的防范和镇压，阻碍了专制体系之外有组织的世俗力量的成熟，使得靠信仰维系的宗教团体成为最有凝聚力、组织力和动员力的社会力量。

与世俗主义衰落、宗教力量上升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重要历史趋势便是，一战之后英法按照自身利益随意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恶果开始膨胀。大中东的现代版图与黑非洲类似，绝大多数国家并不代表单一民族，也缺乏国家传统。在世俗政权高压“维稳”之下，族群和教派冲突被长期压制掩盖，尤其是超越宗教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教派矛盾。一旦原有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失去社会控制力，被长期压制的教派和族群冲突就迅速浮现，并且不断升温加剧。这除了向外部力量提供分而治之的干预机会， 也严重挑战现有的大中东地图和国家构成， 完全可以重演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国家解体的混乱暴力过程。

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态，或不如说是历史的反动， 便是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逊尼派君主政权动用大量石油美元运作的反民主和反什叶派战线。这里的原因， 首先是阿拉伯民主运动是对君主政权的极大威胁， 尤其是这一民主运动蕴含的反美主义。其次是历史原因。波斯湾是回教什叶派的最大集聚区域，例如占巴林人口70%（因此2011 年2月曾经出现五分之一的全国人口同时上街反政府示威游行的世界纪录）， 而沙特主要产油所在的东部省也是什叶派多数。与阿拉伯民主浪潮重叠的什叶派复兴运动是对海湾君主政权的更大威胁。

必须特别提到：西方世界在“文明冲突”中最险恶的敌手， 无过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而以原教旨瓦哈比教派为官方信仰的沙特阿拉伯， 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最大温床和发源地。沙特不仅规定妇女驾车非法， 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电影院的国家。除了本·拉登，参加9·11恐怖袭击的19名亡命之徒中有15名是沙特阿拉伯公民，绝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