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2）

再兴立国之争——四十年代的论争

20世纪40年代初，何以立国这一问题纷争再起。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反映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20世纪初那场论争的延续，是学者们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思考。

这场论争围绕中国何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展开，一定意义上与中国战后的前途命运和历史选择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在经过先前几番思想的碰撞后，学者们也大都认同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化”的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争中被最终扬弃，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这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这场“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热烈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发展道路全新选择——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成为划时代的标志，为中国农村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虽然此前关于农村研究的理论被认为属于旧时代的言说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思考却从未停止。

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我国农村发展的理论探讨集中在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农民运动、土地革命和农民负担等几个主要问题上。土地改革胜利后，我国迅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希望通过农业合作化解决个体农业落后、分散、效率低下问题，把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在农村发展道路上的建言立说及其影响相对比较有限，更多侧重于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过，在我们党内，对于何时实行农业合作化、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产生过一些争论。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的关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技术改革的中心与重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和途径等。

新时期的新跨越——改革开放后的解决之道

“文革”结束后，我国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并率先在农村实施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展开，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改变中国农村的社会面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问题，吸引着学界的目光。

改革开放后，学者们研究和争论的重点集中在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两大领域，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农村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发展等。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研究和争论变得丰富和复杂，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劳动力流动、农村自治、农业产业化经营、城乡关系等都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虽然在不少问题上还有争论，但要解决“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土地承包、农村雇工等问题的争论，还是近几年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流转的争论，都反映着人们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考。其实，“三农”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问题，如果没有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三农”问题就不会凸显为时代性问题。百年来的历史演进揭示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问题的相关性。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也必须从协调它们的关系切入。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强调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强调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从协调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三农”关系切入的“三农”问题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