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是“托底”

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经济下行态势仅仅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周期性回调，还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还能否重拾辉煌？经济下行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持续推进改革？这些都是存在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和担忧。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和应对之策，备受瞩目。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就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经济增长进入转换期的判断依据

中国经济时报：前段时间你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阶段。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刘世锦：这是两年前我们提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刚提出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我们曾经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要更多一些。对这样的结果，我们也颇感意外，于是开始考虑其后是否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次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两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到需求边界，就会形成产能过剩。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业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出现“真的”产能过剩。如住宅的长期需求峰值预计出现在2015年，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 “天花板”。

回头看一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的轨迹，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现象。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资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所在。

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此外，这一轮增长回落并未伴随突出的就业压力，是否意味着以劳动力供给来衡量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增速虽降低 新增量依然很大

中国经济时报：应该如何认识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趋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刘世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进入了转换期，对这件事情要有正确的认识。

首先，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

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

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望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