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基调是“托底”（2）

注意防止经济“快落”

中国经济时报：在这种经济增长的转换期内，可能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如何防范？

刘世锦：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的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比较大的波动。

从近期看，有两种容易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有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时，但中长周期实际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在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 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这时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一个探底或 “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

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另一个是“创新”的台阶。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如高铁、地铁、中西部地区等。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

二是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

三是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四是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

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六是创新。中国在不少领域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潜能。除了技术创新外，商业模式创新也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