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3）

三、户口等级差异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近半，为49.7%，城镇人口总规模为6.66 亿。但这其中包括了在城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2.21亿人，而农民工规模则超过了1.6亿。这部分人口从某种意义上讲，还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是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实际上是有一定水分的。如果剔除了这部分人口后，我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尚不足40%。可见，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城镇化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市民化，就是让一部分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成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这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户口问题。虽然户口问题并不是市民化的全部，但是却直接影响着市民化的可能和路径。因为，在现有的户籍制度条件下，户口并不只是一个农民抑或市民的身份问题，更注意的是它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就业、住房、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和生存问题。如果没有城市户口，从长远来看在城市生存都将成为问题，更不用说融入城市社会，过上像市民一样的生活了。

然而，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逐渐松动，以及不同城市之间户口等级差异的不断加剧，市民化对广大普通农民或农民工来说似乎变成了一件既可能、又不可能的事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部分中小城镇为了广泛吸纳人力和资本，参与城市建设和发展，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不断放开户籍限制，降低户籍门槛，鼓励外来人员入户，因此给广大农民工在小城镇落户、实现市民化带来了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往的户籍制度改革无疑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为了严格控制自身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所以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一般都设立了较高的经济条件和人才标准，因此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这些城市落户实际上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要想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实现市民化，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知道，目前大城市仍然是吸纳农民工人数最多、也是最集中的地方。所以，大城市的这种户籍限制也让农民工市民化及路径选择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也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市民化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农民工经常要做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坚守还是返乡？然而，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在面对市民化这一问题时，往往并不是选择在大城市坚守，也不是选择直接返回农村，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即在大城市挣到足够的钱后，回到家乡或离家乡较近的小城镇或县城长期定居生活。因为，虽然现行户籍制度使农民工在大城市实现市民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并没会打消长期以来深深地刻在几亿农民工脑海里的市民化梦想，于是就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农民工市民化的特殊路径，即“就地市民化”或“就近市民化”，所谓“离土不离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从定居意愿上看，24.8%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县城或小城镇，6.9%的人希望定居在地级市，9.0%的人希望定居在省会或副省级城市，14.7%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直辖市，另有35.7%的农民工表示在哪里务工就住在哪里。但是，考虑到大中城市落户的难度，农民工实际上选择在小城镇定居或进行市民化的比例显然还要更高。也就是说，就地或就近市民化对很大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来说，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市民化路径，也是一种相对合理的路径选择。其一，对农民工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可能;其二，对大中城市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大城市缓解了庞大的人口压力;其三，对小城镇而言，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为小城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原因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就地或就近市民化似乎遇到了挑战，越来越不能满足农民工对市民化的更高期望和预期。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不仅有着自身独有的群体特征，而且对市民化也有着更加强烈的向往和期盼。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58.4%，其中打算在城市长期定居的占45.1%，而愿意回到农村生活的只有33.4%。这主要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有关。较早而又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让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了较高的认同感，而对农村明显缺乏归属感。

一方面，从对城市认同感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往往有更强的认同感，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城市特征。新生代农民工一般进城较早，有的甚至从小随父母在城市长大，很多都接受中高等教育，所以很早就已经养成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他们与城市的年轻人一样，在休息时间喜欢上网，爱玩手机，喜欢与人交流，好友经常聚会，喜欢娱乐场所，爱穿新潮服饰。城市生活方式的养成，使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了更强的认同感，也让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向往和期盼。因此，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希望能在自己早已熟悉的城市定居下来，实现市民化，享受市民一样的福利待遇。

另一方面，从对农村归属感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较为陌生，也缺乏归属感。由于长期在城市学习和工作，欠缺农村生活经历，所以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早已感到陌生和不适应，未来一般都不愿意回到农村生活，而且他们一般不懂、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清华大学课题组一项调查显示，有44%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有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只有25.4%的人对自己的“农民”表示认可。并且，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工资结余和寄回农村来看，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结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可见，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无论是在价值观念上还是在经济支持上，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的归属感都在弱化。

其次，就地或就近市民化对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毕竟只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是在大城市的“大门”关闭之后，不得不做出的一种选择。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户籍的限制，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期望能在自己已经熟悉和习惯了的大城市生活，在那里完成市民化，过上市民一样的生活。也就是说，就地或就近市民化虽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路径，但不应成为唯一的路径。未来应当创造更多的市民化机会，有更多的市民化路径，让有不同需要的新生代农民工去选择，实现市民化路径的多元化。

再次，尽管就地或就近市民化目前已成为一部分农民工市民化的选择，但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虽然目前全国的小城镇在户籍政策上基本是放开的，但除了极少一部分小城镇之外，绝大部分小城镇仍然设有不同程度的户籍门槛，需要一定的准入条件，如稳定住所、稳定就业、稳定收入等。而这些准入条件对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工来说，实际上并不容易达到，也因此被挡在小城镇门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他们对市民化的渴望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将会日益强烈，他们更加期望在城市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过上市民一样的生活。市民化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要让农民工能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福祉和实惠。农民工是社会的建设者，他们在为国家的快速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理应得到自身发展的机会和资源。市民化从根本上说就是给农民工以机会和资源，让他们在城市生活，从而实现自我发展。所以，如果市民化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势必会引发这部分人的不满，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

因此，如何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给他们以机会和资源，可以说是未来我国城镇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我国城镇化逐渐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