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老路不通，新途何往？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多次提出要推进城镇化，并以此作为扩大内需，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不夸张地说，城镇化俨然已经成为新一届政府执政、施政的一个关键词。

在地方政府官员看来，推进城镇化意味着未来可以通过银行、信托等渠道去借更多钱来进行更多的基础设施、城市新区乃至开发区建设。而借着城镇化的东风，这些借债也有望通过未来房价持续上升、中央放松地产调控政策后，出让更多商、住用地去偿还。

在中国目前的财政与土地体制下，地方政府有这样的投资冲动也并不奇怪。但可以设想的一种可能性是，一旦地方政府无法继续借贷，而目前征过头税和预征未来税收等筹资手段也用尽后，将面临严重收支不平衡，将不得不迅速加大商、住用地供给来变现。这就会给本已脆弱、并因泡沫而过度供给的房地产市场一个未来价格下滑的预期，进而引起房地产抛售，最后导致地产泡沫的全面破裂。最坏的结果是，政府、银行和很多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损害，引起整体性经济与金融危机。这个可能性，不能不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的警惕。

因此，在中央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尤其要警惕和防止目前地方热衷的扭曲的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只会不断增加政府负债率，引致更多不当投资，并在未来产生更多不良贷款。

老路走不通，新途何往？

户籍改革急迫

当前，政府部门和学术界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必须改变既往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人口单身、临时性迁移的局面，实现人口完全城镇化，或者说农民工的市民化。为此，政府必须开始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但从目前来看，一个关键问题是，改革主导和实施主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中央提出要推进户籍改革，但改革主动权基本还是在地方，主要是市、县一级，结果是地方政府或有意误设改革对象，或无所作为，有些地方还以改革为名设定了过高入户门槛。

仔细观察中国近年来不少地方的户籍改革试验，本质上都是以给“城市户口”为名进行的“圈地”行动。

很多发达地区或城市郊区的农民，其土地本身就比较值钱，自己非农就业收入也不低，子女也可以在本地公立学校就学，获得城市户口对他们意义不大。地方政府之所以有积极性为这些人“解决”户口，无非是看中了他们的土地。另外一些户籍改革试点地区，其主要瞄准的对象也还是来自本辖区范围内的农村流动人口，对跨区外来人口，地方政府则基本没有动力解决其入户问题，仍然把他们当成廉价劳动力。而一些地方制定的“积分制”户籍改革，主要对象则是外来人口中的高端人群，这就使得这类改革无法覆盖绝大部分外来人口。

总体来看，若无来自中央的政策和压力，跨区户籍改革很难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把户籍改革的主动权交给地方，只会让改革效果大打折扣。

进一步来看，要切实推进户籍改革，本质上还是要解决与户口相关的公共服务提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中国就业市场化发展，与就业相关的各种社会保险也逐渐开始与城市户口脱钩。这些保险由作为雇主的企业和作为雇员的个人（单独或共同）缴纳，因此劳动者所在就业单位如果为其雇员缴纳了社会保险，则不论该雇员是否具有本地的城市户口，都可享受这些保险。尤其是跨区养老保险接续政策出台后，这个问题更不成为问题。

因此，那些提出户籍改革还必须为外来流动人口解决社会保险问题、否则就难以推进的说法，如果不是故意夸大户籍改革难度来作为延缓改革的借口，至少也是对户籍改革内涵的重大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