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改革的体制：中国经济成功的秘笈

当前，社会对改革的诉求和期望日益高涨，起因并不是经济的减速，但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让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按照现在的状况减速会持续多久。那么，一个有着30年超高速增长辉煌记录的经济体是否真的就要迎来减速增长的时代？目前来看，回答肯定者居多。在这方面，很多经济学家常常喜欢把日本作为一个鲜明的参照。

对体制的优劣评判，不能感情用事

在经历了之前2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在1973年出现了陡降，从9%跌到了4%，不仅如此，随后的40年里，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都没有超过3%。今天的中国是否正在重演日本当年的一幕？对此，很多经济学家表现得很悲观。

但悲观的逐项理由当中，多数的讨论其实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日本在1973年经济出现“跳水”时已经算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按照购买力估计已经超过了美国的60%。其实，即使是东亚四小龙，在各自进入适度增长阶段时，人均GDP按照购买力估计也已接近了美国的一半。而今天把人均GDP只有美国20%（同样是按照购买力估计）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相提并论是不符合经济学的“收敛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判断大大低估了中国经济追赶前沿国家的潜力。

即便如此，今天不少经济学家依然怀疑中国是否还能继续发挥其过去的优势以实现快速追赶。不管是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也好，还是认为20年前的体制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释放殆尽也好，总之，是认为当下“糟糕的模式”或者“糟糕的体制”将把中国经济拖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认真想来，“糟糕的体制”也不见得应该成为另一个悲观的理由。动辄拿体制说事或者把所有问题归因于体制，这是一种典型的本土思维范式。即使我们不否认中国的经济体制演变得多么“糟糕”，也不见得会比那些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曾经的体制坏出多少。一个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体制会比当年的日本和四小龙的体制更糟糕？经济学家应该不能回答这个。尤其是当我们对对方的体制一知半解，缺乏与他国体制打交道和生活在其中的感受时，我们对体制做出优劣的大胆评判不过是感情用事而已。

脱离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

那些对制度和比较制度学的研究文献所告诉我们的正确看法（尽管常常被经济学家忘记）应该是，一个体制的形成与结构总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阶段。今天的中国经济，在经济体制上是由计划经济经市场化的改革演变而来的，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正因为如此，该体制在过去30年的发展阶段上必有其独到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的某些优点可以一成不变。增长和发展的进程会导致既有体制的某些方面不再适应新的增长阶段，不再能提供经济增长的支持，甚至反而可能正在成为增长的桎梏。因此，对经济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哪种体制是最佳的，脱离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谈论最佳的体制是没有意义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的体制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变化而变化，让我们的体制去适应不同的和变化了的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