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中国共产党的觉醒与新的使命

常修泽

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这无疑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将不会停顿、开放将不会止步，中国共产党将领导全国人民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并将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这次伟大觉醒具有什么深刻影响或重大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担负起新的改革开放使命？

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在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之前5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值得回味。

这个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主体角度研究，强调“解放”，是呼唤谁“解放”?是党。从哪里“解放”？从计划经济体制和“左”的思想里解放出来。其内涵，诚如邓小平当时所言——是一个“打破精神枷锁”的问题，或者说，是呼唤中国共产党“觉醒”的问题。这个讲话，从基本价值取向来说，实际上是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基”的“主题报告”。在此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国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甚至可能亡党亡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左”的路线，对中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相当严重的，突出的是，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只举一例：1978年，按中国当时的贫困标准（即年人均纯收入100元）计算，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2.5亿人，贫困发生率为30.7%。如按联合国“贫困标准”（即人均纯收入每天1.25美元）计算，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为8亿多人。人民生活的改善同人民付出的劳动不相适应。特别是10年动乱，更使中国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从物质到精神都遭受苦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中国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可能亡党亡国。正如邓小平所说：“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

党的伟大觉醒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心”相符合的。人民群众内心深处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积极性。就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当年，在当时不允许“包产到户”的情况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以类似“梁山好汉”生死与共的形式，自发地将集体的耕地“包产到户”。以此为开端，在整个中国农村掀起了一股“包产到户”的浪潮。

这里值得深思的是，同一时间，1978年；两个地点：一个北京，一个凤阳——虽然一个居“庙堂之高”，一个处“江湖之远”，但党和人民的心是息息相连的。这是我们党伟大觉醒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支撑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觉醒，最根本的是思想理论上的觉醒。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一种“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观念。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是以两个理论“假定”作为其前提条件的：其一，中央计划能够准确地掌握全国社会生产、需求的各种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其二，全社会成为一个没有利益差别的共同体。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极端，造成了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

然而，实践表明，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是不具备的：第一，即使是“云计算”也不可能对纷繁复杂而且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了如指掌；第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物质利益的“无差别境界”。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觉醒后作出的中国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就勇敢地打破了长期以来将商品经济视为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传统观点，标志着思想突破的成功。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的时候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会被看作‘异端’”。

1992年，邓小平针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这样一个传统观念，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是党觉醒后的“石破天惊”之语。它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思想束缚，为中国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