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4）

因此，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必须与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结合起来，才能阐明。否则，那就不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或思想武器；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而言，中华民族及其伟大复兴应当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离开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无可能，也无意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道路和时代意义。共产主义是中华民族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追求。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才融为一体，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获得了新的方向、意义和精神动力，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坚定不移地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16)。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必须与这一理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走上正确道路，才有意义，否则就是邪路。这里，我们可以针对特里尔的上述言论，同样有所偏激地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不惜将他们经过长期艰难奋斗才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打乱重来，如果它不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的话。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双重认同的实质与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认为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克服各种民族的、地方的狭隘性及其相互冲突，才能共同推翻国际资本的普遍统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极为关注民族解放，并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认为阶级解放是民族解放的重要信号，民族解放是阶级解放的必要条件，强调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决定意义。马克思说：“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17)恩格斯说：“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18)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民族解放、民族认同，但无疑更为强调阶级解放、阶级认同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根据当时的世界局势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那些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因其狭隘的民族认同而丧失其阶级认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而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在民族主义这块基石上徘徊犹豫。消灭阶级最终使人类和谐共处的观念支配着他们，但这又常常与强烈的民族感情相杂并处。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密布时第二国际失败了。”(19)关于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成为一切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不断重新认识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重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国的认同”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张力的认同结构或双重认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集中表现为对无产阶级及其世界性的认同，坚决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对中国的认同则集中表现为对中华民族及其民族性的认同，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问题包含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其阶级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同坐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20)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深切认同，使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得以落到实处，使他们不可能因为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而忽视其民族认同；正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同，使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以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境地，使他们不因其民族认同而丧失其阶级认同。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2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和理论空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

正是由于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摆脱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和将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独立自主地探索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并获得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民族力量的广泛支持。施拉姆分析说：“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面对共产国际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它伸张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因此，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就毛泽东而言，它还反映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信念，即归根到底，一种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适应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状态而作出改变，就不可能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2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依据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既不能固守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道路，又不能移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也不能直接移植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模式，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重新认识和筹划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刘少奇说：“搞资本主义那是右，马上搞社会主义那是左。既不能搞资本主义，又不能搞社会主义，事情就有点为难，要克服这个困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23)正是由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才能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找到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不仅具有自身的优势，而且也有自身的难题。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因为其“中国化”而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怀疑和责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这本来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面向整个世界的，是一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满含民族气息的崭新的理论命题一经提出，就受到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诸多误解、怀疑和责难。正如有学者分析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十分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他们都没有讲过马克思主义要同各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更没有讲过要俄国化、本国化。所以俄国人(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一直持保留态度。这也是1952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重要缘由。”(24)特别是由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教条式理解，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做法视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将俄国革命领袖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视为离经叛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是在搞民族主义，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真正共产党的一种替代品。例如，斯大林曾与人谈论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对于共产主义，就像代用黄油对于真正黄油一样。”(25)后来毛泽东曾回顾说：“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26)为了消除这种怀疑和误解，中国共产党人曾尽力以各种方式让这些人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解释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27)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为了避免引发这种怀疑和误解，中国共产党人甚至明确改变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种国际氛围无疑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随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来自国际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误解、责难和怀疑愈益微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得以发扬光大，成为思想主流，并以其巨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赢得世界各国愈益广泛的关注、理解和认可，同时也招致诸多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