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3）

就其文化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先进分子通过认同马克思主义而获得了新的思想归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使这种思想归属与自身的民族归属融为一体，获得了民族内容及其表现形式，满足了内不失固有血脉、外不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要求，铸就了自身的双重认同。如果说，中国先进分子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反叛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反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历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一个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和重新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思想历程。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并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④刘少奇强调：“任何一个重要革命问题的解决，光有根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还不行，还必须参照各国的革命经验、历史经验。例如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就是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的经验而提出的。”⑤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离开西方文化和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更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经验。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认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根植于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认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既包含功能认同，也包含目的认同。正是由于对这两个层次的认同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和解决，导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大量分歧、争论，并促使他们在认识和解决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历史过程中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首先，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

众所周知，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了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而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一种功能认同；或者说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和思想武器。他们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说得好听”而动心，而是因为预计它能够在实践上很快见效而选择，而且俄国革命已经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以毛泽东为例，他当初选择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出于效果或功能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还流露出一种被迫无奈的情绪。在比较了当时各种社会改造方案后，毛泽东说：“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毛泽东此前一直主张“不流血的革命”、“呼声革命”，认为以暴易暴的结果还是暴力，不宜采用。经过实践挫折，他才认识到，这些理论上说得好听的各种主义事实上行不通，我们只好采用这种激烈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可以“预计效果”。

正是出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实现民族解放的最好武器和思想指南，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和革命的方法，是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⑦，如此等等。工具的价值就在于它的运用。毛泽东强调，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某种宗教教条或者什么灵丹圣药，将那些教条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做法称为“一种幼稚者的蒙昧”⑧。毛泽东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⑨正是因为我们通过长期实践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对的，能够有效地指导我们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我们才相信它是真理，此外别无其他理由。后来邓小平同样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⑩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个道理。特里尔说，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致准备将社会主义束之高阁，如果它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的话”(11)。就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而言，特里尔的上述断言尽管多少有些偏激，但其所表达的道理却是相当中肯的。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

其次，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

假如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工具，哪怕是一种“伟大的工具”，假如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只局限于功能认同的话，那么，一旦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就自然可以将之抛诸脑后，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顾虑和负面效果。因为离开目的，工具就没有意义；没有用的工具其实就算不上是工具了，而不用的工具只好束之高阁。再伟大的工具也绝不会具有目的的意义，除非工具本身目的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伟大工具或思想武器，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也绝非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功能认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而且是一种价值体系；不仅是一套新的理论方法，而且是一种新的社会理想。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相比，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更为重要。中国先进分子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思想归属、理想追求和行动意义。对于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个人提供了奋斗目标和人生意义，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提供了奋斗目标和历史意义。这种目的认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支柱和真正优势，是他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不断奋斗的力量源泉，是他们为之献身的根据和意义。毛泽东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12)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13)“如果……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14)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理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命所在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因此，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工具的同时，也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伟大旗帜、崇高信仰、坚定信念、伟大目标。更确切地说，毛泽东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认同的根本前提下强调其功能认同的。

再次，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功能认同与目的认同的相互关系。

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包含功能认同与目的认同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不仅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方向和目标，而且揭示了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条件、方式、方法。这两个方面是内在统一的。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区别所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其功能与目的的协调，即其提供的道路、方式、方法等可以实现其理想。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在于其功能与目的的脱节，即其提供的道路、方式、方法等无法实现其理想。中国先进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真理性，而且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不仅提供了奋斗目标，而且提供了有效手段。这是问题的一个层次、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层次、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先进分子如何认识和处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关系问题。人们经常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们首先是一个中国人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你们是首先为马克思主义服务还是为中国人服务？”或者说：“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针对这类问题，毛泽东明确回答到：“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15)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疑会承认他们首先是中国人，因为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动因就是将之视为“救国救民的最好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