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斗士”带来的文明冲突（2）

在先后遭受震惊世界的孟买恐怖袭击案等恐怖袭击大案的印度，纵然有众多不如人意之处，但从印巴分治后的大动乱平息至今，印度本土并没有发生类似印尼排华那样的政府支持的反少数民族暴行，印度社会相反不乏对国大党“偏袒”穆斯林的抱怨之声。就连控制印度国民经济的塔塔、安巴尼、米塔尔和博拉四大垄断财团家族也不是印度斯坦族，而是帕西族和锡克族，而且他们并未如同东南亚华人、东北非印度人、卢旺达图西人、俄罗斯犹太人、南非和津巴布韦白人那样遭遇“统治市场的少数民族”厄运。生于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沙鲁克·汗虽然在生活中经历过一些困扰，但仍然成为宝莱坞头号影帝，2012年收入高达3770万美元……印度本土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本来完全是有一定机会在现行秩序下通过正常的自我奋斗求得发展的，奈何动辄诉诸暴力而自绝于社会发展？

在可预见的未来，西方及其它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群体之所以无法摆脱仇恨、冲突、暴力、贫困的恶性循环，还在于这个群体内部已经形成了民族、宗教领袖形成并地位上升与整个群体境况恶化相互促进的机制。如果领头打着“维权”之类旗号“理直气壮”主张或诉诸民族宗教冲突暴力手段的人能够藉此赢得民族、宗教“领袖”地位而名利双收，这样的“维权”斗士必将层出不穷，少数民族、小宗教群体自我陷入的民族宗教冲突日复一日更加频繁，更加暴烈；由于冲突驱使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主动疏离主流社会，其发展前景受损，他们也就不能不更加依赖那些领头闹事“维权”的所谓民族、宗教“领袖”，他们那源于贫困的内心不平愤懑也积累更多。如此反复，某些民族、宗教“领袖”地位的上升就是这样与其所在少数民族、小宗教信徒整体状况的恶化相互促进。从西方到印度等国，穆斯林群体的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暴露得相当鲜明，但某些被视为政治正确的东西却使得整个社会都无法摆脱这一误区。但无论如何拖延，这些社会及穆斯林群体本身最终都必将面临这样的抉择：是要绝大多数穆斯林个人本身的和平与发展，还是要那些“维权”斗士们的名利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