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4）

三、用改革化解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科学发展观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它在实践中能自然而然地起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提出近十年来的实践说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不断解决现代化建设中的矛盾和问题的过程。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问题。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他甚至说这种“障碍”“躲不过、绕不过”，极言消除这种障碍的难度。

用什么排除、化解这种障碍？主要的途径还是改革。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是均衡、协调、可持续。然而，如同十八大报告指出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依然突出”。概括起来说，我们面临着自然生态不协调和社会政治生态不协调的严峻形势。

自然生态不协调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我们要着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程度。但造成自然生态不协调的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如果不用改革逐步加以消除，发展也不能是“科学的”。比如，不改变把GDP增长作为第一个硬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确立新的评价体系，就不能形成正确的政绩观，就难以保证发展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就会离开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如果没有过“硬”的制度、措施和“硬”的执行力，加强对监督机关的监督，就无法合理利用资源、有效保护自然环境。为什么有的地方治污投入几十亿、几百亿，结果是长治长污，旧貌依故？业内相关者透露，因为存在希望长治长污的结构和人员。他们在“治污”中可以自己设标，自己投标，自己中标，自己（用“红包”收买“专家”）验收、结项。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荒唐现象的背景便是体制和机制的漏洞和不完善。

社会政治生态不协调表现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少数官员的腐败，从而诱发了一年七八万次、甚至是十几万次的“社会群体事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要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来解决。十八大确立了十分明确的方针和政策。“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也是十六大、十七大阐述的方针政策。这个改革是真正的攻坚战。这些年来“分配不公”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国企”的“垄断地位造成了其职工收入远远高于其他部门的职工。“权威”资料表明，以2012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结构为例，国有资本上缴收益90%以上是在国企内部“体内循环”，用于民生支出的不到10%。如何使国企收益在“体内”“体外”分配比例合理，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项突出的“绕不过”的任务。这也是一个涉及国企性质的重大政治问题。

社会政治生态的协调更为关键的是改善和改良官民关系。一些官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侵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是眼前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十八大报告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政通、政廉，才能人和。这是难度最大的改革任务。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还没有从体制和机制上切实保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尽管我们现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比改革前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中共每年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在14万人以上，其中少数贪官污吏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已不鲜见。如果切实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本是可以大大减少这种腐败消极现象的。党内党外、上层下层高度重视的带有体制性腐败的是“三公消费”问题。我国行政开支占财政开支的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多年来居高不下。这就大大影响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社会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使收入差距更显突出。这早已引起党内外有识之士深深的不安和广大民众的不满。为什么产生这种情况？建国前毛泽东同志满怀信心指明的“新路”我们走得怎么样？我们党一贯提倡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我们做得怎么样？掌权者权力过大，支配国家和人民钱财的权力太大。普通党员、民众甚至不知情，更难谈得上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