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是伟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高举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旗帜，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革命运动，带来了各种新思想、新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内社会状况的变化以及现代西方思潮的不断传入，对五四精神的评价渐渐出现了异质声音，认真盘点与分析这些思想，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而且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五四精神观

历史从来不会只传播一种声音。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开始之时就有着对它的不同评价，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即使当时对五四运动做过肯定评价的人也会发生转向。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在对五四运动后不同人思想走向评价时就曾感叹地说，以前都是思想上的同路人，现在也渐渐分道扬镳了。这一点，单就当时蒋介石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便可略见一斑。蒋介石曾经高度评价过五四运动，但随着这场运动深入发展而与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行的“训政”相矛盾时，他思想锋芒急转直下，开始痛斥五四精神，转向传统儒家道统思想。从历史发展与现实来看，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这一观点起初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提出的。五四运动初期，胡适颂扬西洋文明，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参阅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后来，胡适也渐渐改变了对五四精神的评价。他认为，五四运动打断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打断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它清除“部族思想”不够彻底，不够狠，不够到位，在起初它是推动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但是后来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便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后来，这种声音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渐渐退出主流话语体系，但在“文革”以后，这种思潮又重新返回历史舞台。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救亡压倒启蒙论”，90年代后更有人提出“20世纪是鲁迅世纪，21世纪是胡适世纪”的口号。他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中断”了，革命和救亡运动不仅没有继续推进文化启蒙工作，而且被“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了。因此，新时代必须开展“新启蒙”。

第二种是“传统文化断裂论”。如上述观点一样，这一观点事实上在五四运动开始后就有了苗头。在“科学”与“民主”的呐喊声中，一些保守主义者也激烈挽救着传统文化，并以传统文化对抗科学与民主。20世纪60年代前后港台盛行的新儒家代表对五四精神进行了公开与露骨的批判。他们谴责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是不肖子孙，是堕落的一代，说他们在挖根，在摧毁民族生命的“常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这种“文化断裂论”思想在大陆渐渐流行起来，大陆也有人开始指责五四精神，认为它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本，是“民族虚无主义”，使中国不成其为“中国”。

第三种是“西方文化殖民论”。这种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才提出的“新”观点。这一观点明显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他们指责“中国的五四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地简单否定态度。有学者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