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是伟大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2）

二、五四精神不容诋毁

由于人们的立场观点不同，同样的历史事件有不同的评价观点本不足为奇，但这三种观点涉及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实际上涉及这样三个核心问题：究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进步观与文化观？

首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文化殖民论”。在主张西方文化殖民论的学者看来，五四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方激进理论未能促进中国的进步，而是削弱了中国文化自身话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殖民统治。不错，五四运动以后传入中国的激进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都是西方的理论，但西方的理论就只属于西方吗？认真分析一下历史，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人选择马列主义不仅是世界形势发展的必然，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了解决“救亡”问题不断追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和“托洋改制”，到孙中山的“由变器到变道”，这是一个紧紧立足于中国文化求解救亡的过程。但历史事实证明，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博大精深之处，但从根本上讲它是跟农业社会与封建制度相联系的。因此，引入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全方位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先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事实也证明，马克思主义解决了中国的救亡问题。另外，从理论上讲，当代科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依托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但若把所有的理论都归于一种话语体系并用话语体系之间的比拼来衡量它们的优劣，这既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又是一种唯心史观，最终会导致失去衡量历史进步客观标准的虚无主义。一种理论依赖于一种文化环境，并不等于说它就跟这种文化环境完全一致，更不等于说没有衡量理论进步与否的标准。其实，客观现实与历史的发展就是检验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与否的标准。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救亡压倒启蒙论”。公正地讲，若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来看，所谓“救亡压倒启蒙论”并不成立。因为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国后就一直存在着广泛宣传、深入研究与普遍大众化的过程，并且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才成功解决了救亡问题。如果套用启蒙与救亡的话语，那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应用是启蒙与救亡并重：若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就不能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同样，要解决中国的救亡问题，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启蒙运动。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救亡压倒启蒙”学者的思想看来，他们所说的启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西方资产阶级那一整套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话语理论。不错，从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一直未能成为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流话语，更谈不上这些思想会深入人心，但这并不是因为对之启蒙不够，而是因为它并非是真理性话语，更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从当今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尽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曲折，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自身的问题，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仍然问题重重。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中国要走向民主富强文明，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再来分析一下“传统文化断裂论”。自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文化寻根也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自然也要正确看待。文化是民族维系之本，是民族生存之纽带，但文化不能决定民族的发展，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将一个民族与国家带入民主富强；只有正确的、先进的文化才能如此。在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想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就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需要引进先进文化并以此改造民族文化，重建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民族发展、国家昌盛需要的不简单是一种凝聚力，更是一种团结向上的竞争力。这一结论事实上已被中国近代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不错，五四期间的确有不少像鲁迅那样的思想巨匠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这一现象似乎不能简单用“传统文化断裂论”去表征。必须区分以下三个问题：其一，这些思想巨匠想清算的与其说是传统儒家思想，不如说是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教。因为儒教是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不从根本上清除其影响，解构其核心价值，人们就不可能真正接受新思想，自然也无法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若认真分析五四运动以后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就会发现，他们并不存在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就曾提出剔除糟粕，吸取精华。其二，即使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思想来说，它也有一个需要发展的问题。从儒家思想的产生来看，它是跟农业社会紧密相连的，若要顺利地过渡到工业社会就需要一个自身改造的过程。另外，在意识形态冲突未能终结之时，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不能自主发展，它们必然会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争夺与改造的对象，并最终沦为政治斗争的利用工具。一种传统文化若不能主动与先进意识形态相结合，必然会被其它意识形态与政治力量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袁世凯与蒋介石都曾利用传统文化为他们各自要建立的政权服务过。因此，在五四新旧思想交锋的激烈时刻，不少思想巨匠对传统儒家思想缺乏同情甚至缺少褒扬之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之举。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也有一个艰难融合的问题。不可否认，新儒家们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民族精神的重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但他们一直未能很好解决传统文化究竟如何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相融合的问题。因为这些新儒家们始终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重建之“体”，而把现代社会发展精神作为思想重建之“用”。先不必说这“体”能否与“用”融合，单从它们的发展来看，不变的“体”又怎能适应常变的“用”？因此，笔者认为，传统文化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以先进意识形态为核心加以重新改造。从这个角度看，在新旧社会交替之时，传统文化没有核心价值“断裂”或重建就不会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