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马克思的预测,即只有庞大的无产阶级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 才能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机制的分析之上,而是建立在孤立的先验假设上。最起码它是以如下预测为基础:就像当时的英国那样,工业化将会产生主要是体力雇佣劳动者的人口。这作为中期的预测是非常正确的,但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作为长期的预测则是不成立的。19世纪40年代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没有期望工业化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具有政治激进化作用的贫困化。对他们来说,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显然没有在绝对意义上变得更加贫困。事实上,就20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历次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代表大会而言,一位美国观察家评论说,那里的同志看起来“比贫困多一两块面包”。另一方面,世界不同地区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的明显加剧不必然导致马克思所说的“对剥夺者的剥夺”。简而言之,未来的希望隐含在他的分析之中,但并不是源自于他的分析。
第三点最好用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爵士的话来说。他说:“大多数希望弄清历史一般进程的人会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或者这些范畴的某种修正形式,因为几乎没有其他的范畴形式可用。”
我们无法预见21世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倘若这些解决方案要获得成功的机会,它们就必须提出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即便它们不愿意接受马克思的各类信徒所给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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