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2）

在大型铁路、矿产、冶炼、制造业托拉斯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公司资本主义的新结构，目的是对主要产业的成本、价格、投资进行控制与协调，避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工人们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品的数量，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资本家们储备的资金大于他们投资新的生产的利润额，于是他们转到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结果，物质充裕与阶级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又一次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播下了种子。和以前的经济危机非常相似的是，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业的破坏和资金的储备为后来几十年经济增长与繁荣的黄金时代创造了条件。

战后繁荣的基础是相对充足的私人和公共资源供应，比如高等教育、健康保险、体面的工资以及在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大军中占了很大部分的单一家庭。商界领袖及政府领导人企图用福利资本主义的新结构来维持消费需求，并且，如果不能消除的话，至少可以减缓经济危机周期的剧烈波动。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德国和日本率先出现的生产力巨大增长，以及美国和欧洲工人工资和公共教育等“社会工资”成本的上升，压缩了整个工业界的利润空间。尽管政府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极力想对乏力的个人需求进行弥补，但许多企业仍然倒闭，大批工人失业。这样产生了螺旋式的通货膨胀、激增的失业率和停滞的经济增长三者引发的狂风暴雨般的动荡。

资本家们的应对方法是推出了变革体制的政治和经济攻势。他们解散工会或者削弱工会职能、削减工人工资和福利、缩小生产规模、加快生产速度。他们要求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对企业和富人大幅减税，减少社会服务项目。他们动用军队，镇压了在智利和尼加拉瓜等地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以地球南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建立起一体化的“供应链”。此举效果确实很明显。由于处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带的工人被迫工作时间更长、工作任务更重而工资却更少，再加上从墨西哥北部到东欧、中国南部的内陆地区众多新招募的廉价工人加入到工人阶级阵营当中，20世纪80年代初期，资本家的利润率再次上升。不过，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比以前更不稳固，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大幅衰退、股市崩盘、储蓄银行体系崩溃。到了90年代末，制度性经济危机的早期波动摧毁了亚洲和俄罗斯的“新兴市场”。全球性的经济动荡十年后再次出现，而且中心在纽约和伦敦。

尽管很多自由主义评论家希望二战后经济秩序可以更稳固，但是最近，纵观以利益驱动的充满危机的资本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作家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波动性。不过，他们也力求解释当前的积累结构与资本主义持续经济危机之间的区别——首先就是金融业的权力过大。

金融与“虚拟资本”

银行可以保证企业还清债务，各银行专门通过资金的借入借出来盈利。资本主义的出现，使得那些以农业、工业、商业为中心业务的企业更加依赖银行控制的货币和信贷。也正因为如此，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经常聚焦在银行家和其他专业金融家们的“金钱权力”上，这些人是被批评家们最早称为“资本家”的人。在过去25年中，这种权力的影响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债务本身成为一项大业务，可以说使金融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主导“行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整体债务水平的增长速度比商品生产要快得多，银行家们和债券持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权力。除了最富有的家庭以外，所有家庭都千方百计地不断增加信用卡、汽车贷款、上学贷款和住房贷款的数量，以弥补实际收入的停滞或下降。杠杆收购和恶意收购也以同样的方式增加了大公司的债务负担，同时税收下降让地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依赖于债券市场。不过，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借款人一直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它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出借人。它们抛弃了作为经纪人和代理人的传统身份，自身投入到高风险的交易之中。作为企业界的新主人而不是仆人，金融部门在自己的指导下获取了最大份额的利润，它与制造业的位置倒了过来，成为美国经济中最盈利的行业。

因此，2007—2008年金融业的崩溃威胁到了在过去25年中建立起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积累结构。如同以前面对金融业引发的危机一样，政治领域的改革家们寻求的是隔离金融风暴对其他行业的冲击，重新勾画“寄生性的”金融欺诈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生产、交换、消费等“实体经济”之间的想象的界限。他们以平民百姓的名义谴责华尔街的毫无节制，目的是从明显绑架了实体工业的金融投机者和骗子手中挽救实体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