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3）

金融恐慌时期有如此多的抗议行为，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也是常见的。不过，马克思认为，金融投机是资本主义工业所固有的，而不是寄生的。实物商品与服务交易商以及金融承诺与债权交易商之间的表面冲突，实际上反映了经济核心的矛盾，即货币既是市场关系的目的，也是手段。金融允许资本家借钱，用来购买劳动力、原材料、设备，生产商品，销售商品以获得更多的钱。它将收益从再投资获利仍有剩余的人那里分配给资本不足的人。通过允许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日益分离，信贷制度促进了长期投资和远距离商业的发展。但是，在推动物质生产资料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双重发展过程中，银行体系加快了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如最近马克思主义作者所强调的那样，由于从整体上看，金融部门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渠道，因此它成了经济危机的熔炉——但不是危机产生的最终原因。

在融资模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前夕，马克思对现代股票市场与企业合并的出现作了论述。华尔街把资本的所有权与产业管理权进行了合法的分离，创建了公开交易、功能多样的商业企业，这些企业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之时主导了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股票市场与商品交易所在同一时期出现，它与商品交易所一道，使资本家可以投资像现金一样交易的工农业证券，而不用承担经营工厂和农场的债务与责任。股票市场把对生产的控制集中到了董事和经理的手中，同时把对资本的控制集中到了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手中。与其说华尔街代表了本身的单独利益，不如说它构成了统一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能够统治市场，而不被市场所统治。

同时，正如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工业生产力量和金钱利润力量之间又产生了新的基本矛盾的形式。金融市场使那些缺席的货币持有者离开自己经营的产业成为富有活力的金融投机者的美梦能够成真。公司股票不代表对现有资源、机器或商品的法定的权益，这些权益在股票出售时不出让。它们代表的是以红利形式表现的对未来利润的要求，这种权益更像彩票，不像房契。与企业主的利润不同，它们的价值只是间接来自工人以前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绩效影响股票的价格。通常公司股票的交易与公司收益之间只有松散的关系，就像对价格上涨还是下降下注一样。因此，马克思把它们称作“虚拟资本”，它们的“价值可以不因道路、矿山、工厂等实际资本的价值波动而升降”。它们内在的投机特性使得这些可以自由流动的资产很容易受到经济过热与经济萧条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它们是由专业的交易者进行管理的，而这些人认为，所投资的公司企业就像他们在赛道上赌的赛马一样。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华尔街按自己的意愿重新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大部分因素。随着银行业与商界联系的加强，获取利润与生产财富两种迫切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并购、企业吞并和“股东积极主义（shareholder activism）”迫使企业即使是大型企业也要符合金融大腕们制订的短期利润的高标准，否则就会被分割成一组组可以交换的资产和债务，然后随时在资本市场进行打包、出售、重组。放松管制使得华尔街可以插手许多以前禁止它们涉足的领域，比如在美国境内的商业和消费者借贷以及在外汇和外国工业上的投资。金融证券的数额和种类呈几何指数增加，高速的计算机化交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杠杆率水平（寅吃卯粮）一样，这种状况加大了系统崩溃的风险。

除了观察到华尔街的地盘大幅扩张外，最近，马克思主义作家强调了金融行业两类质的变化。第一是对变幻莫测的新型虚拟资本的创新，这种创新把金融证券与实物资产进一步割裂开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混乱。“证券化”也使债务与原始借款人和出借人（以及贷款抵押品）割裂开来，因为投资基金买断银行向房屋所有者提供的按揭贷款，然后把它们变成捆绑的债券。购买这种抵押贷款担保证券和其他“债务抵押证券”的投资者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它们所买卖的房地产真实情况。期货、期权、掉期等各种奇特的不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在没有任何监管情况下的疯狂增长，意味着债券持有人基本上是在拿他们不掌握实际风险情况的公司和商品的价格打赌。缺席所有权这条路本来就窄，由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集团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日益居于支配地位，而它们可以动用从股东（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储蓄的去向）那里募集来的上千亿美元资金，这条路就变得更窄了。

名义受益者也包括许多工人：20世纪70年代，他们的养老基金开始积极投资于公司证券。这个事实说明了关于新金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第二个重点。尽管虚拟资产的增值不是直接来自工人以前的劳动，但是它代表的是对工人现有劳动和未来劳动的无限索取。华尔街在推卸资本家对自己的投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同时，成倍地增加了自己的阶级权力。从一个侧面来看，金融机构与企业主结成联盟，通过压低工人工资的方式重新获得高额利润。“贪婪的资本家”擅长于剥夺员工的健康福利和养老金福利，通常采用的方式是迫使公司破产或者威胁要这么做。“股东积极主义”通过要求更少的工人、拿更少的工资、干更多的工作来为投资者榨取更大的价值。债券持有者要求大幅度削减公共就业和社会福利。

债务也成了经济学家科斯塔斯·拉帕维特萨斯所说的越来越多的“金融掠夺”的支柱，它与工业对劳动力的剥削是同时进行的。高额融资一直与穷人和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加深的债务挂钩，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它立即缓解了社会顶层有剩余资本、社会底层缺乏购买力的这两个逆向问题。它把工人与华尔街捆绑在一起，采用的方式是既增加工人的消费债务（比如2001—2007年，向低收入房主发放大量证券化的“次级”贷款），又动用他们在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中的储蓄。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的金融市场上，也有大幅增长的跨国剩余资本准备出借给周围比较贫穷的邻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层层叠叠的债务危机带来了严厉的“结构调整”计划，造成外国投资者大规模剥夺它们的土地、资源和以前的国有企业的后果。

因此，虚拟资本和金融掠夺构成了支撑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阶级结构的一对支柱，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研究当前这场危机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从中得到的一个教训是：平民百姓深陷华尔街的巨额债务当中。但是，反映新自由主义制度特征的是没有责任的权力结合，其集中体现就是金融和政府的重新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