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4）

政府与银行业

人们再次对这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私营部门的公共救助提出质疑，长期争论的政府权力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又引发热议。自由主义者谴责对金融市场放松管制，要求实行更加严格的监管，而保守主义者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与市场的腐败联盟上。不过，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主权和资本的结合——就像金融与工业的伙伴关系一样——实际上是资本家阶级统治的根本。从300年前英国金融革命过程中政府与银行业的高层联姻开始，企业合并就是后来公司资本主义诞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位最高的就是半公半私性质的联邦储备系统。

正如历史学家米切尔·迈瑞尔所写的那样，如果资本主义指的是“由资本家统治的，或者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建立的市场经济”，那么这种统治最明确的标志就是最近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的重新联合。尽管华尔街的主张是提高“自由市场”的地位，但是最近几十年的金融化已经使得政府的作用在逐渐增大，而不是减小。金融系统杠杆的作用越大，它所产生的经济泡沫和萧条也就越频繁，对政府作为信贷与房产的担保人和“最后贷款人”的依赖也就越大。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由三个前后相连的阶段组成：住房与按揭危机、银行危机以及基本上席卷了美国每个州和市的公共债务危机，同时还有欧洲一些国家政府的危机。危机第三个阶段的起因是私营部门向公共部门转移巨额债务，国家财政和中央银行向破产的金融机构提供大量资金，买下它们的“不良资产”。为了支付救助所需的资金，政府从债券市场大量借款。债券所有者要求政府保持账目平衡，压力主要落在公职人员和享受教育、基础设施以及福利计划等公共服务的人身上。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银行救助不只是有关阶级统治的有价值的一课，而且是一个没有抓住的黄金机遇，预示了如何才能完成真正的变革。它表明金融部门不仅仅需要资本控制、公共会计、金融交易税等更大程度的政府监管。实际上，银行业系统已经在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它深深依赖政府的支持。通过股票公开交易制度实现银行业所有权的部分社会化，对储蓄与投资以及生产资料管理控制的集中化，都代表了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通过加深社会财富与私人利润之间的矛盾，现代金融业加快了过度积累和经济危机的动态过程，为改变而不仅仅是挽救这个制度的激进行动不断创造着机会。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强烈要求政府最终应该把银行业置于劳动人民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富豪的控制下，结束金融业的独裁。他们看到了政府对银行进行严格控制的部分先例，这些先例出现在战后的日本和最近的英国、中国和德国；出现在复兴金融公司和房屋所有者贷款公司等短期新政试验中；出现在英国的国家卫生服务制度和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出现在澳大利亚、挪威、新加坡、韩国以及其他国家为公众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中。由于金融部门已经承担起了对工业、商业、房地产业实施半主权控制的功能，接管银行业可以为更广泛的经济决策民主化提供机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 原文载于《新劳工论坛》（New Labor Forum）2012年秋季号，作者杰弗里·斯克兰斯基（Jeffrey Sklansky）系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