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4）

“政府主导”的上述三方面内容具有不同地位：“一元主导”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原则(方向)、根本前提(立场)与主体(主旋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居主导地位；“二基和谐”属于解决问题，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诸多“两个基本矛盾方面”的和谐结合，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运行方式，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自主创新”侧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路径与手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动力作用。尽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政府主导也会导致某些负面作用，但总体看，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三)理论引领：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思路需要理论引领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的历程中，政府主导首先是通过理论引领来进行的。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折时期，当需要明确新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思路时，特别需要注重理论创新与理论引领。这里，理论引领主要体现在解放思想、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注重理论创新。

过去，我们对中国国情认识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看待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书本中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多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看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犯了跨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要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必须运用求实思维即从客观实际出发来解放思想。1978年以后，我们通过实践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解放了思想，选准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出发点，即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国情，结果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9]我们应该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以及选择发展生产力方式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正是基于这种正确的认识与判断，当然也正是邓小平理论，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求实思维在实践上的效果，就是解放思想、解放人和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两个凡是”及“左”的唯书唯上倾向，我们高举解放思想的大旗，强调“实践标准”以及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以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步伐；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当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时候，遇到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阻碍。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生产力标准”，强调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当我们强调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又遇到了“姓社姓资”的抽象定性思维的阻挠。针对这种阻挠，我们又举起解放思想的大旗，提出了注重事物功能、功效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解放人，释放人的潜能，焕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注入新的活力。解放人的实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发展看，解放思想确实带来了中国人潜能的巨大释放，进而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解放思想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关键时期，思想路线是决定中国能否实现历史转变的首要根本问题，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首先揭露了“两个凡是”思想路线的性质、实质、根源和危害，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性质、含义、内容、实质和实现条件，尤其是充分阐述了思想路线对中国改革和发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意义，认为思想路线是关乎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命运问题。第一，从党的领导能力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科学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执政党的能力首先表现在能否制定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在邓小平看来，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10]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的政治路线，这是从打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左”的束缚，进而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提出来的。否则，就不可能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我们党的组织路线主要是关于如何让人才有效发挥作用的问题，是选人、用人和育人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人才是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11)就是说，要解决好选人、用人、育人问题，制定适合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组织路线，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二，从认识过程来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正确总结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工作方向的思想方法。我们党非常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主张“走一段”就要回顾一下。要升华对于事物的认识，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提出新的科学理论，促进事业的发展，都要靠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要正确总结经验教训，首要的就是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管有多么丰富的经验，都难给予科学的总结和说明，更谈不上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来。1982-1992年这十年，邓小平特别注重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来分析解决组织路线、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香港问题上的“一国两制”、成立经济特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带来的最大理论成果，是推进了党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它关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基于中国革命实践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引领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而“文革”时期盛行“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沉重代价。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昭示我们：确立一种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国优秀历史文化传统、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我们自己的“理论”或“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向成功的首要前提。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进程中，力求自觉地提升并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的成果。“邓小平理论”在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进而在解决中国人民富裕、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引领中国共产党推进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发挥着推动作用；科学发展观在引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与推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2)

(四)混合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基本图景就是形成了混合结构

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的一个最重要成果，就是1992年我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着深远影响，它引发了中国社会的“领域分离”和“结构转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混合结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及其根源，是市场经济的出现。从经济学角度讲，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基础性方式，由此，从1992年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逐渐发生变化，市场配置的作用日趋显现。从哲学角度讲，市场经济应是利益经济、能力经济、平等经济和自主经济。就是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充分发挥其能力；要充分发挥其能力，就必须注重权利、机会、规则、起点等方面的相对平等；市场经济还要求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凭其能力而自主、自立。正因此，新时期以来，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日趋重视自身的利益、发挥自身的能力，并注重平等和自主。

我们曾经分析论证过，市场经济注重自主、自立与能力、平等逻辑上会逐步孕育出公民社会，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影响在于它将产生三种分离。首先，“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它使政党、国家逐渐趋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理性地行使公共权力。市场源于人类天生的需求与供给本性，只要允许交换，那么市场就会生成。市场具有自组织性，这意味着国家没有必要从微观上直接管理经济。相应地，一旦市场经济崛起，那么它就会从国家手中脱离出来，表现为“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基于这一分离，社会发展会进入一个以经济活动自由超越权力直接管制的新阶段。其次，“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对分离。它使私人活动空间逐渐扩大，私人行为逐渐自主和自治。基于市场与国家的相对分离，二者分别居于不同的轨道，国家“法律许可才可为”，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二者背后的社会空间明显不同，前者即国家领域，后者即私人领域；社会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形成私人领域与国家领域的划界。基于这一变化，国家的政治统治色彩将渐趋潜隐，民主宪政的色彩将逐渐显现。这预示着，传统国家那种对整个社会绝对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的色彩会逐渐削弱。最后，“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相对分离。它使人们对政党、国家及其权力观念不断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一种“公民赋权”的现代意识。在社会日益公私划界的基础上，人们私权意识增强，并逐渐意识到必须让渡一部分私权给国家(如安全权，私人行使既不经济也不可能)，而国家则接受委托成为一种公权机构；同时，因为国家不再直接创造财富，但履行公务又需要经济支撑，因此，就产生公民纳税支撑其公务行动的需求，这就是公民纳税、国家服务的基本逻辑；由此，私人纳税与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私人授权与国家接受授权，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基本架构，公民纳税与授权观念将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这三种分离正在逐渐进行，且初见端倪。

这三种相对分离过程会产生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社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即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新型社会结构。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没有独立而依附于政治力量的政府管制型的传统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一定意义上就是领域分离的过程，其分离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由此可以说，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结构转型的过程。至今，随着领域的逐渐分离，一种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构成的新型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经济领域正在形成，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越来越发挥主导作用；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领域正在形成，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公民的独立性、自主性逐渐确立起来，公民的社会参与也日趋增强，社会组织也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内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当今中央提出的“政企分开”、“政社分开”与“加强社会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反映了我国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的现实和趋势。社会结构转型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转换或重组，即形成了“混合型结构”。

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必然利用多种非公有制经济，因而在经济领域，就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混合性经济结构；公民社会的出现，必然使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在社会领域发挥日趋重要的作用，因而在社会领域，就形成了以政府组织为主导、社会组织为参与的政府与公民协商合作共同治理社会的关系结构、治理结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出现，必然使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因而在文化领域，就形成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意识形态结构。这些混合型结构之基本特征，就是包容，所以，“包容”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来的一种重要图景。这种图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13)

(五)人民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是注重民众参与、尊重合理诉求和关注民生

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培育出注重利益、能力、平等和自立的人，也逐渐使人民群众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等主体意识日趋觉醒与增强，这就必然突出并确立起“人民的主体性”。这种“人民主体”集中体现为坚持以人为本及其人民立场，具体体现为“注重民众参与”、“尊重合理诉求”和“关注民生”。这种人民主体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曾经强调现在依然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历史使命，是力求把人民群众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动员起来，参与到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去，共创社会发展成果，因而在逻辑上，这是一个“动员参与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我们从制度和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使民众做到各尽其能，使社会充满活力。以人为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民众参与且各尽其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民众的积极因素和力量被动员起来了，我国社会也突出呈现为多样化的发展状态。当民众的积极因素和力量的作用越来越大且社会多样化的态势日趋发展的时候，就会向社会表达各种诉求。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逻辑上进入了“表达诉求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力求尊重人民群众所表达的各种合理诉求，努力使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各得其所。以人为本在这里主要体现为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

面对这些诉求，无非采取两种态度。一种是消极对待，这会使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不畅，造成多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也不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凝聚力(当今一些底层民众是改革与发展代价的承担者，但他们依然没有给社会带来不稳定，这实际上是对改革与发展的另一种形式的支持)；另一种态度就是必须积极对待，即不仅要建立一种积极整合民众合理要求、凝聚民众一切积极力量、注重解决民生问题和化解各种民怨的制度化权益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而且要进一步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以形成改革和发展的新的整体秩序。这有利于形成一种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也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凝聚力。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逻辑上进入了“整合凝聚期”。其基本特征，就是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这一时期坚持以人为本及其人民立场的集中体现。从人的存在性质来讲，人具有生存与发展两种基本需求，相应地，民生也包括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民生与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满足生存性需求的民生，主要指为人民群众的生存需要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如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等等；满足发展性需求的民生，主要指为人民群众的发展需要提供基本保障，如充分发挥民众的创新能力和创造个性，积极营造人们和谐交往的社会环境，尊重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的上述五个方面具有内在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首先是通过解放思想进而从客观实际出发重新认识中国国情开始的，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情的进程中，我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判断”并由此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这其中蕴涵着“功能思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需要政府主导来推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政府主导”首先体现在“理论引领”，即通过理论创新来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理论引领”包括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并形成“混合型结构”；市场经济及“混合型结构”培育并发挥了“人民主体性”。以上五个方面构成一种结构，这种结构的最大功能，就是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逻辑。其中政府主导和理论引领是最为重要的。尽管这种逻辑还处在进一步探索与发展之中，甚至某些方面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它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实践、促进中国成功的基本逻辑，也是从结构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学术上的初步总结和提炼，它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趋向：“执政为民”与“结构→体制→方式→秩序”的实践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在发展的路途中。那么，它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发展趋向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人民群众有什么新期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是要进一步补充、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通过实践创新来真正深入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是由理论创新进一步走向实践创新，真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切实付诸实践行动。要言之，就是更加注重执政为民方面的实践创新。基于这种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趋向就是：调整结构→改革体制→转变方式→建构秩序。

(一)整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所谓“调整结构”，指的是整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既包括权力结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结构调整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向。

改革开放30多年使我国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也存在大量问题。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取得许多成果，但今天却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起初推行的改革，问题明晰，目标明确，标准具体，动力很足，而当今我们改革的动力显得不足，缺乏“顶层设计”；当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们对社会结构的变化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先进理念，但在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由此，在对改革开放进行清理总结中，下述一些根本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中国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怎样产生的？体制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障碍究竟在哪里，应从哪里寻求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有效的突破口？怎样全面深入解释并积极主动推动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先进理念为什么在实践层面遇到了“肠梗阻”？弄清这些问题，有利于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向何处去”的问题。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属于中国特有、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影响中国长远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人们常常认为，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即是由体制产生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进一步追问就会看到：体制是由结构决定的，归根到底，许多问题是由结构产生的，是结构性问题，即是由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蕴涵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产生的。所谓社会层级结构，本意是指在传统政治国家领域中依据权力至上与权力大小而形成的权力级别阶梯和权力层级结构，后被延伸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根据人和人之间之权力大小、地位高低、身份有别而建立的层级关系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之核心是权力层级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具体体现为：以权力为本且政治权力较大，经济权力、社会权力较小，因而总体上属于“金字塔式”的权力层级结构。这种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注重的是权力层级以及地位层级、身份层级和关系层级。考察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方法论，是从“结构—体制—文化”三维入手。马克思考察、理解社会的一个根本视角是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体制和机制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决定的。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往往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什么样的社会运作体制，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文化。(14)中国尤其如此。从根本上说，中国民众的文化取向中有一种“官本位”，这种“官本位”与政府一元主导体制有关，而说到底，这种体制与政治权力至上而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较小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有关。由此，结构问题不解决，体制和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十分注重文化观念变革；后来，进一步深入体制层面，进行体制改革。当今我们的改革主要是在体制层面进行的，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说这是一种进步。然而，目前的问题是：体制改革已出现难以深入下去的迹象；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通过体制改革依然未能解决。这究竟为什么？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未能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这一比体制更为深层、更为根本的问题，也未能自觉主动地推进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当今中国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体制问题的世俗基础和根源，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权力至上、自上而下的、逐级管制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由此，当今中国应把体制改革进一步引申到结构调整(一定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结构改革)上来。

基于上述分析，所谓结构调整(改革)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权力结构；二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就权力结构来说，就是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三方面同步进行调整，并按照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相辅相成的目标要求进行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主要解决财富问题，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既为公民社会培育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适合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为培育公民社会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提供物质基础；社会建设的目标是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主要解决公民的民主参与问题，培育公民社会，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避免权力霸权和资本霸权，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健全的人格基础；政府自身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主要解决如何公正运用公共权力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培育提供公共服务的问题，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既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显然，在今天，仅单方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性改革是不够的，应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到结构性改革，既要改造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运作体制，又要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型政府三维制约、互相协调、相辅相成的视野来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不进行，单方面的改革难以深入，也难以取得实效。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调整而言，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的调整；政治结构调整主要包括权力结构的调整；文化结构调整主要指调整好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关系结构；社会结构调整主要指对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之关系结构的调整。

(二)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倡导执政为民，问题的关键是执政为民的体制保障、尤其是政府行政体制保障不到位。为此，必须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

当今理论界围绕“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开出了一些大同小异的有价值的“药方”，但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体制背后的社会结构。前有所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运用“结构方法”分析社会历史对我们有启示意义。按照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结构状况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状况，其中经济因素起最终决定作用。这反映的主要是近代欧洲的社会结构状况。受此启发，要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就需要为大家提供一种哲学分析框架：从体制走向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近代西欧的社会结构不同，如前所述，中国历史形成并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结构是社会层级结构。这种社会层级结构使我国传统政府行政体制具有下述特征，就是政府主导、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这种体制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政府不仅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火车头”的带动作用，而且如果决策正确，可举全国之力办大事，还可控制社会矛盾，所以不能完全否定，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它依然要发挥重要作用。辩证地看，这种体制也有一定历史局限性，它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未充分发挥出来；它注重权力而非能力；它自上而下有余而民众表达权益不足；它重行政权力管制而轻公共服务。

应根据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着重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框架内，逐步推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其完整思路及逻辑是：(1)通过推进领域分开，解决政府的定位问题。在什么位谋什么政。要通过“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来避免政府的越位、缺位、错位。(2)解决政府应干什么的问题，这就要转变政府职能。应在政府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中确定政府职能，由管制型政府逐渐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加强市场监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加强社会管理，为自身配置和调节公共资源(产品)制定规则并教育群众。(3)解决政府自身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创新管理方式。就是由行政审批和行政命令走向依法行政、靠制度行政和凭能力行政。(4)因社会结构的变化，公民参与日趋增强，所以还要解决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政府怎样干的问题，这就要鼓励公民参与。就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政府与民众协商合作共同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民众通过社会组织等渠道向政府合理合法表达诉求，参与监督。(5)解决如何保证政府顺利有效履行职责的问题，就是要加强行政问责，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政府责任是弥补制度缺位的最好良方。显然，这种行政体制既注重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相结合、政府权力管制与政府凭能力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又注重政府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协调、相互推动。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升级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必须解决物质财富积累、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问题，所以不少地方主要通过“物”的路径来拉动经济增长：消耗自然资源；开办一些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性企业；注重物质资本投资；依靠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历史地看，这种路径功不可没，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积累”和“物质基础”。但这种路径使我们面临两方面困局。在国内方面，从经济的角度可概括为“四高四低”：投入高产出低；产值高科技低；排放高循环低；代价高效益低。在国际方面，我国在世界产业分工链条化新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当今世界产业分为研发、制造和营销三大链条，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如下趋势，即“去工业化主导工业化”、“金融经济主导”、“美元杠杆性和霸权化”，在上述三大趋势中，我们大多数现有路径都不占优势甚至处于绝对劣势。(15)这就意味着，这种路径已经使我们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由此，我们要利用全球都在进行产业调整的机遇，主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由“以增长促发展”走向“在转变中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