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向（5）

从实践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很大难度。1995年“九五”规划就提出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在今天，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由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五大论断”：“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制定“十二五”规划，必须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要在转变中谋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从总体上我国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深层原因，从哲学来看，就是我国传统社会总体上属于权力社会，而不是能力社会。权力社会过于注重对人的控制，使人们愿意做官，抑制人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而能力社会注重解放人，鼓励人们学习知识、发明科学技术，有利于使民众各尽其能、社会焕发活力。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因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分类推进：欠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放在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项目选择上；发达地区可把着力点放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上，核心是发展产业聚集区；国家应在战略层面把着力点放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上来，由物质驱动走向创新驱动。从哲学上分析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本质上就是提高人的自主创新能力。过去我们用30多年发展的高速度换来了较大的世界发展空间，今后我国应主要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抢占世界发展的制高点。

从哲学角度讲，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思路是，依据“力量转移”理论，由权力社会逐渐转向能力社会，大力加强能力建设。从过去看，中西方社会拉开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西方社会相对注重能力、尤其创新能力，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相对注重权力，马克思称之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16)对中西文化了如指掌的严复、陈独秀、李大钊指出：中国之所以贫弱，西方之所以富强，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重天命，而西方重人力，西方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17)从今天来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根本上是创新能力人才的竞争；从社会力量转移趋势来看，具有影响力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有三大力量操纵着社会生活和人的生活——暴力、财富和知识，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力量正在向知识和创新能力转移。(18)

加强能力建设，可以采取以下基本路径：一是确立“和而不同、能力本位”的文化价值导向。从哲学上讲，文化主要包括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人格类型，它既解决整个社会朝什么方向导向和努力问题，又解决文化认同和文化竞争力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9)如果说过去的战争可以打败一个民族，那么当今的文化可以征服人心。由此看，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同等重要。“和而不同”是在对待当今人和人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倡导的价值取向，“能力本位”是在对待当今中国发展进程中人和做事的关系问题上需要确立的价值取向。二是树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用这一战略支撑其他国家战略。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指出，一个民族若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一个民族只关心脚下的事情，注定没有未来。对这里的“星空”予以引申，就是民族发展战略。只有从国家战略层面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予以高度重视，这个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三是选择“使人能够充分发展其能力”的制度安排。主要在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里把“能力尤其创新能力及其贡献”设计进去。最后是要营造“凭能绩立足”的琢磨事的工作环境，引导人们由捉摸人走向琢磨事，由注重权力逐渐走向在正确行使权力前提下更加注重能力。这是一种大世界观、战略观和文化观。尽管实现这些是艰难的，但对中国发展来说是具有根本性和战略性的。

(四)良性改革和发展新秩序

所谓秩序，指的是人们遵循一定的事物发展规律，制定公正的做事规则和制度，形成合理的结构，并且通过一定的组织自觉主动实现这样的规则、制度与结构，以使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从而形成一种使人和社会得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状态。“遵循规律”、“公正的规则和制度”、“合理结构”、“组织管理”、“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是理解秩序概念的核心要素。这里，我们着重谈论中国改革、发展的秩序。因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发展。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但要形成一种良性的改革和发展新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一种良性的改革和发展新秩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根本趋向。

要形成改革新秩序。这就是要在注重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党的执政规律和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基于公正的理念、规则和制度，有组织地、整体有序地推进各项改革：(1)首先在经济领域，使经济体制改革先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使民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共同为创造社会财富作贡献，以解决社会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好财富与效率问题)问题，使民众富裕起来且从中受益，进而为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提供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当今，要注重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2)然后在文化领域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形成一种既解放思想又凝聚人心的共同思想基础与文化环境，形成价值取向上的“一和多”的合理关系结构，用解放思想以解决思想僵化问题，用共同价值观来凝聚人心以解决思想分化问题，进而力求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接着在社会领域进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注重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公民意识教育，特别要注重民主参与和民众素质的统一，注重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统一，注重形成一种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关系结构，力求为我国政治体制建设提供人格基础。(4)当市场力量、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逐渐强大并形成合力的时候，我们就具有了改革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础、动力和态势，也就会从外部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当我们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为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思想基础和人格基础的时候，我们就具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政府便不断觉悟，主动地逐步进行自我改革以达到自我完善，即更加有力地推进以权力结构调整和健全权力运行机制为核心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种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中，我们的政府注重制度建设，转变职能，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持先进性，进而去领导好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的政府靠控制与解放两手，来领导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改革，而对自身，它既防范改革中出现的风险，也注重自身的思想解放。

要形成发展新秩序。这里有一个前提，即对民众的需求进行理性分析，且针对民众的需求，确定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当今我国民众的“生存性需求”即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后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发展性需求”。

“发展性需求”是一种多样化需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等各个领域。“发展性需求”的多样化，要求当下社会的供给不能再是前一阶段的“生产性”模式，而应转向新的“分配性”模式；相应地，当前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就体现为：从“生产性努力”转向“分配性急需”。在这里，“分配性急需”具有两个内容：一是物质层面的生产成果的分配；二是政治、社会和精神层面的资源分配。由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两个相关的分配问题：如何在分配性问题中保证效率，以确保分配的可持续性；如何使“蛋糕”分得满意、秩序建得合理和规则定得公正，确保分配的正义性和道德性。前者是公平问题，后者是正义问题。这就对我们党在分配问题上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而建立一种合理的分配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发展性需求”是一种高层次需求，关涉到人的政治性、社会性、精神性内容。“发展性需求”的高层次化，要求当下社会的供给不能再停留于前一阶段的“基础性”层面，而应转向新的“发展性”层次；相应地，当前我国实践发展变化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也就体现为：从“基础性急需”转向“发展性急需”。这里，“发展性急需”指的是当前中国发展具有特殊的境遇：一方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自主性以及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诉求日益觉醒与增强。前者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依然需要进一步做大，“生产决定消费”的运行逻辑依然是国内市场的主要方面，金钱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依然是国内人群消费的关注点，即现代性是主要方面；后者却意味着，“人民主体”的逻辑不可避免地出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这样的问题：一是如何依靠人民群众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来把“蛋糕”做得更大？二是如何鼓励与引导民众有序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并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这就对我们党积极自觉地建立好执政为民的体制，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