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顺：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血脉是维系机体生命的保障，精神家园就是精神上的造血供血系统。这个系统不可以随意取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文化的振兴繁荣，就要对文化及文化建设的深刻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

一、对文化的世界性关注，起源于对人类生存发展方式的反思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区域化的政治动荡以及环境生态频频告急等，引发了有识之士对人类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方式、价值观念体系及其深层基础的反思，而“文化”就是这些反思对象的综合形式。

文化，说到底就是“人化”和“化人”。文化反思所“思”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事情之“由”。现代工业文明曾令人类骄傲，工业文明的优势是借助科学技术和工业手段，把地球上的资源又多又快地转化为社会物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相互刺激，一方面给社会带来惊人的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严重危机，乃至社会经济的严重危机。有一种观念，把工业文明的危机归咎于“一切为了人”的发展理念。而深入思考则发现，真正的问题出在传统价值观念中，“人”被无意中简化了，只剩下了“物”的维度，由此导致仅以功利眼光看待自然和社会。在这种眼光中，自然界与人的全面价值关系，如生命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等，统统被商业利益遮蔽了，“文化”被消解了。可见，必须有整体文化的高度视角，才能准确诊断人类发生“时代病”的“病灶”和“病根”。

马克思最早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的本质：社会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是为了交换而生产。追求利润的无穷欲望，使资产者成为“活化的资本”，工人成为提供剩余价值的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要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来实现，而人与人之间却由于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导致无法有序地结合起来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指出，当代技术的发展同时意味着统治人的力量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成为外在的强制性力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商品和广告无时不在地激起人们的消费欲望，也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被商品和市场的逻辑所支配；琳琅满目的当代文化主要是消费文化，甚至成为没有崇高感和责任感的“快餐文化”、“泡沫文化”。人们接受这种文化不是为了提升自己，而是为了“玩儿”，是为了满足自己被广告所激发的“虚假欲望”。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反过来也促使人类重新思考：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怎样处理“道德人”与“经济人”、“文化人”与“自然人”的关系？幸福生活需要怎样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生活……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凸显并提升了文化反思的深刻性、复杂性及重大意义。

二、文化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有着五千年文化积累的中华民族，曾以灿烂的文明领先于世界。近代以后，中国却一度落在了现代文明的后头，并饱尝屈辱和艰辛。如今中华民族凭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底蕴，重又踏上了振兴之路。审视这一大起大落的经历，我们必然需要通过深刻的文化反思，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总结兴衰成败的经验，凝聚新的共识，才能正确地面对昨天，清醒地把握今天，坚定地赢取明天。

浓厚的道德理想化色彩，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国人对道德的关注，向来不亚于对经济和政治的关注。但是，道德关注不等于孤立地就道德说道德，不等于忘记了道德体系本身的历史性和条件性，无批判地固守旧的道德。现实中的道德危机，已不是一味强调“要讲道德”，或不断出台“要怎样，不要怎样”的规范细则所能够化解的，需要我们自己对基本道德理念和道德思维方式加以反思和改进才行。这些年来有很多争论，如当前道德形势判断的“滑坡论”与“爬坡论”，评价社会道德状况的“道德理想标准”与“社会发展标准”，关于道德导向的“恢复传统”说与“适应改造”说，公民道德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关于国家政治的“德治”与“法治”主张，等等，实际上都涉及对道德的本质、基础、社会功能的深度反思和重建，需要从道德与文化一体化的高度来回答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只有通过思想理论、制度和规范体系、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领域的深入改革，付诸坚持不懈的贯彻和培育，才能走出道德困境，带来社会秩序优化、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的效果。

文化的内核是价值，价值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信仰。在精神领域，没有什么比信仰更能代表人的内心，也没有什么能够比它产生更强大的精神力量。一种文化的强盛，主要表现为它的价值内核广为人们虔诚地信仰和践行。中国人传统上以天道信仰为主，包含了祖先崇拜、王权崇拜等多种因素，总体上保持了“以人为本”的取向，大不同于西方源于神本主义的宗教信仰方式，因此有其独特的生命力。近代以来，科学理性和马克思主义也融入了中国人的信仰。但由于中国传统信仰中存在着某种自发的实用化偏向，缺乏彻底的科学理论说明和统一稳定的制度规范，所以在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重大转型的时期，这种信仰很容易受到冲击，产生无序化的振荡。目前社会上就有这样的苗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既不能无所作为，也不能追随西方式的宗教化之路，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说明信仰现象，深刻全面地整理和吸收中华民族传统信仰方式的精华，并赋予新时代的精神内涵，用以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体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名副其实的精神动力之源。

文化价值体系反思和重建的内容还有很多。仅就上述两方面而言，已足以说明它的深刻性和艰巨性，及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形成和坚守自己的文化表达、文化风格

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就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路径。而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华文化建设的路径，事实上存在着几种不同的主张，必须仔细甄别，作出正确选择。

一种是以“向外看”为特征的“西化论”。这种思路往往对西方某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缺乏深入的分析、对比、鉴别、提升和转化，却把它们说成是现代化的唯一标准和模式。

另一种是以“向后看”为特征的“复古论”。这种思路虽然肯定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但它往往以复古心态理解文化复兴，无视历史上的挫折和教训，一厢情愿地美化过去的东西，主张以某种过去的模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实际上拒绝要以今天的全体中国人为主体来进行文化反思和自我超越。它与“西化论”一样，都把文化看作是某种现成的结果和模式（前者由西方提供，后者由古人提供），而不是主体自我生存发展的逻辑，从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当代中国人构建自己当代文化的权利与责任。

还有一种与二者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可说是一种“向下看”即只顾眼前的庸俗文化观，如只求满足一己一时之需，不惜以低俗为荣，娱乐至上，排斥思想，拒绝高尚，以市场运作代替文化创作，崇尚投机而亵渎诚信的种种急功近利风气，等等。这些表现看似张扬了个体的文化权利，实则背弃了文化责任，并造成文化主体的分化割裂，牺牲了整体和未来。若任其泛滥，则将带来“文化沙漠化”的严重后果。

适当地“向外看”、“向后看”和“向下看”，当然都是必要的。但无论向哪里看，最终必须向前看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不能在瞻前顾后、左顾右盼中畏首畏尾、迷失方向。我们最需要确立的是一种“向前看”、“向上看”的文化观：以今天的国家民族之“我”为主，以实践为原动力，以向新的高度前进为取向。无论分析批判西方文化，还是总结鉴别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一个立足于自己现在的实际、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武器的问题。无论我们传统文化已有的东西，还是我们缺少而国外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盲目取用，而必须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和国家的软实力为标准来取舍。

四、文化建设仍需要攻坚克难

源远流长、博大深邃的中华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精华；朝气蓬勃、生长壮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先进形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应该抓根本、健载体。

社会主义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根本特征。邓小平说过：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消除剥削、两极分化等历史痼疾，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核心价值，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历史承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部任务，说到底都要围绕这一核心展开，在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过程中，形成相应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并通过文化的实践、传播与熏陶，将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环节。

社会主义性质必须有强健的载体来呈现。文化之体并非仅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规模、效率和产品，更是指决定和引导着它们的文化的体制和生态等深层结构。我国启动文化体制改革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但也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够使文化之体足够强健。例如，我们的文化建设不仅是为了人民，而且要依靠人民，怎样通过体制的完善，真正体现和发扬全体中国人民的主体精神？怎样重塑当代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怎样使社会主义以文化的形式既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先进性，又面向世界，融入并推进当代人类文明？针对社会上消费型文化畸形发育、创新型文化机制缺失的危险，怎样实现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互动，以保证文化始终沿着健康向上的轨道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根本与载体如何统一和相互支撑的问题。抓住这一问题的实质，攻坚克难，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我们定将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新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