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文风改向何处（2）

应当提倡的文风

谈了什么是文风、不良文风的表现，那么应当提倡什么样的文风？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强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习近平同志针对文风存在问题，提出要在“短、实、新”上下功夫，力求简短精练，符合实际，富有新意。这是对全党的要求，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检察机关而言，我感到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好的文风必须讲实话讲真话。文章贵在言之有物、切忌空谈。毛泽东说过：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鲁迅提出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范文澜有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1958年的浮夸之风，“文革”时期的极左之风，延安整风前的“党八股”都使我国文风受到很大影响，大家不敢说真实话、说心里话。现在一些人写讲话仍有这些毛病，比如动辄爱用“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等貌似宏大的语言，如果不深入阐述、注重说理，都是语言上假大空的表现。“立言以诚”是为文的根本，实话实说、直陈肺腑，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责任，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情实感，也更能打动人。讲实话讲真话讲短话，就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则是、非则非，不夸大成绩，不掩饰问题；能讲一不讲二，要做专家不做教授；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空洞无物的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毛泽东同志讲话形象、真实、生动、实在。他笔下的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活灵活现。我们今天仍记忆犹新，就是因为这些主人公在他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激烈震荡，所以讲出的话饱含深情、富于哲理，能深深植入人民心里，引起共鸣。这就是用心在说话。基辛格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他的文章产生了神话般的意义，他的讲话成了中国20年政治经济政策的蓝本。前外交部长黄华评价邓小平时说，他能很好地抓住主要问题，深刻理解，简单明确问题实质，果断并直截了当地做出了判断和决定。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些话实实在在、情真意切，字字句句牵动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真诚朴实，印象至深。他关于“中国梦”、“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亚洲乃至世界搞乱”的说法，或生动形象、或斩钉截铁，或底气十足，或体现出一个领导人的真本和真诚，耐人寻味。

好的文风必须讲思想讲深度。思想性是文章的灵魂。清代著名学者刘熙载认为“文以识为主”，就是说文章的好坏首先在于其思想性。讲话和写文章如果没有思想的深度、哲理的启迪，严密的逻辑思维，无论辞藻多么华丽，技巧多么高超，文笔多么流畅，描绘多么细腻动人，都如同白开水一杯，淡而无味。有思想有价值的文章，会让人过目不忘。韩国总统朴槿惠很喜欢中国哲学，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她蕴含了让我变得正直和战胜这个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其中该书引自《论语謘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这句话，体现出的思想观点，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见，文章、讲话的思想性何等重要。

文章的思想性需要挖掘，挖掘才能有深度出新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讲道：“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思想如何挖掘呢？元朝有个文学家叫戴表元，文章清深雅洁，为文善于推陈出新，他有一个理论叫“三番来者”说。他讲：“凡作文发意，第一番来者，陈言也，扫去不用；第二番来者，正语也，停止不可用；第三番来者，精语也，方可用之。”这段话十分精辟，基本意思是：大凡我们落笔之前，首先想到的意思，是最容易想到的意思，是你能想到别人也能想到的意思，也一定是你以前见过、听过的东西，所以多是一般化、老一套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即“陈言也”，可以抛开不用。第二番想到的意思，就会比较深入了，称为“正语也”。第三番来到头脑里的意思，就不仅仅是一些具体的工作方法，而是上升到规律性的一些认识。“三番来者”之说，表明了人们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是很符合思维规律的。挖掘文章的思想性，就是要善于把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把阐述的问题剖析透彻，把辩证的哲理表达清楚，把具体的问题概括起来，把相关的措施明确提出来。1978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就是经过反复推敲、十易其稿，经胡耀邦同志最后审定的，掀起了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束缚，奠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吹响了改革开放冲锋号，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产生了空前深远的历史影响。

好的文风必须讲问题讲办法。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陈云同志讲，“文章都是围绕问题展开的。文章影响力的大小，根本就在于是不是真正抓住了问题，是不是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去写的”。一篇文章只有抓住问题、抓准问题，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意义，才会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问题越尖锐，文章就越实，起的作用就会越大。历史上的一些伟人就是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影响了历史发展，也成就了自己辉煌的人生。许多好的文章，就是抓住了时代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人民的呼声，才流传百世。

文章是不是反映问题，问题抓得准不准，能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既是一个文风问题，又是衡量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水平能力的重要标准。讲话做文章，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办法从哪里来？只能从调查研究中来，从群众的实践和创造中来。胸有成竹才能出口成章，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源于实践才能指导实践。毛主席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实际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作，不管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会让人感觉到醍醐灌顶、发人深省。1930年，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纠正一度甚嚣尘上的悲观思想；1938年撰写《论持久战》，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提出持久抗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抗战时期，撰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内在统一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倾向；1941年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解决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检察机关要发挥职能，为大局保驾护航。同时，检察机关自身科学发展也面临不少具体问题，尤其是刑诉法、民诉法较大幅度的修改完善，国家司法改革深入推进，一些困难问题必将进一步凸显。我们一定要注意调查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充分论证，有重点、有计划地逐步解决存在问题，扎扎实实推动工作开展。

好的文风必须讲简约讲短话。“简约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藻饰。”只言片语，可以掷地有声；三五百字，亦能打动人心。我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中的文章都不长，最早的诗歌汇编《诗经》中的篇目也很短。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仅1052字。儒家经典的《中庸》含标点符号也只有4281字。《论语》都是一篇篇比较短小精悍的文章，然而表达出来的道理和意蕴却是非常深厚的。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为周恩来起草的工作报告只用了5000字，反响却非同一般。惜墨如金，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学一学。

米淘三遍沙粒少，文改数遍质量高；千锤百炼出好钢，再三修改出华章。海明威对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前后删改了200多遍，可以说是“砍伐了整座森林”，只保留下原稿篇幅的1/10。结果此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读者无不为他那无与伦比的洗练笔法所折服。古人说，文章的最高境界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深秋的树，经过数度秋风，干净得只剩下枝枝杈杈。我们要有这样的标准，有足够的耐心，做文章力求简短精练、要言不烦，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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