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阶级的产生和消亡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给红军将领王尔琢的挽联中写道:“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胜利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矛盾就不再是主要矛盾。但实际结果却是,党没有因为夺取政权而实现向执政党的转型,没有找到阶级斗争之外的精神力量的生长点,再加上国际国内的矛盾,毛泽东最终把避免党和军队变修的路径标定在阶级斗争上。可以说,高中级军官再过士兵生活,取消军衔制都缘于此。
(许世友将军下连当兵)
既然把军官下连当兵上升到这样的高度,并且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确立起来,为什么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呢?主要原因在于,一支军队的建设有不变的或相对稳定的制度,也有可变的相对活跃的制度规定,比如根本领导制度、编制体制就是相对稳定的,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现象确立的制度规定相对活跃,后者必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军官下连当兵制度就是如此。
那么,今天重开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下连当兵之门,军委领导的根本考虑是什么?这是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关注和思考的。
当代中国有两大根本性变化:一个是人治走向法治,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的依法治国、依法治军,逐渐将治国治军理念引向制度化和有序化;另一个是价值系统和评价体系发生巨大变化,所有变化都必然改变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进而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把两大变化引入下连当兵规定后,我们的思想空间必定大大开阔。
下连当兵关系着官兵关系、职责分工、评价标准、利益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与从前相比都发生了变化。以继承发扬优良传统为例,我军优良传统之一是“官兵一致”,所谓一致就是官兵平等,其中包括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革命初期或者说在阶级对抗激烈之时,我们党高度受益于这种平等观,因为这带来了被压迫阶级的觉醒,让千百年受压迫的底层群众产生了价值感,进而激发出主体意识和精神力量。今天的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如此旧有力量之源削弱,职业精神和职责意识逐渐上升为新的精神力量之源。既然如此,评价官兵关系及履职成效,就产生了新的尺度。也就是说,官兵一致更多是反映在政治层面,而非过去那样广泛。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精神可以传承,同样的方式却未必产生同样的效果,这是时代变迁和价值观的变化决定的。仅以军衔制为例,因担心官兵出现阶层分裂和情感隔阂而取消军衔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又将这一制度恢复起来,就说明了社会变化与价值系统重构的作用。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