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屋与大厦的差距”呼唤社会改革

源头在社会结构

对近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状况，曾有人做出这样的评价：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高发期并存。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过，不能认为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必然带来的，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更不能对“社会矛盾的高发期”掉以轻心。如今社会冲突的次数、规模、烈度都有滋长的苗头。因此，强调加强综合治理是应该的。在综合治理方面，还需突出从源头上抓起，至于源头在哪里，那就见仁见智了。

源头，引发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源头，概括起来讲，是社会结构的失调。国内外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结构。诸如，20世纪初叶意大利帕累托的“社会均衡论”，20世纪20年代帕森斯提出的“体内自动平衡理论”，以及为实现社会均衡、社会平衡、社会协同而产生的各种相关理论。在当代中国就是和谐社会的理论。

什么叫“社会结构”?抽象地讲，是指社会整体里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对稳定的有序的体系。具体地讲，就是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群体结构以及政社、政企之间的结构，等等。这些结构如果出现倾斜，如果组成结构的诸元素之间张力过大，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导致社会解组。即使有“力拔山兮”的本事，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把社会冲突与解组的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社会冲突与解组也毕竟是已经给社会带来了破坏。没有社会冲突的国家是没有的，可是社会冲突较少较小的国家和地区总是有的。

隧道效应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冲突

中国的社会结构经过三十多年的重组日趋合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大超过了警戒线，至于财富基尼系数那就更大了。三十多年来，伴随着阶层差距拉大而来的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还有人简而言之：中国东部是城市，西部是乡村。因此，城乡差距扩大也意味着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扩大。阶层、城乡、地区这三大差距扩大一分，社会冲突便加大一分;这三大差距扩大一尺，社会冲突也加大一尺。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用茅屋与大厦作比，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过大会助长对立情绪。学者也讲过隧道效应理论，以隧道效应理论清楚地告诉我们：差距过大会加剧社会冲突。差距是“因”，冲突是“果”。不难看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结构不合理的反映。

四声警钟呼唤社会改革

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虽不能讲是直线上升，但也是接近直线上升。这一宗又一宗群体性事件仿佛是在给我们敲警钟。

警钟的第一声是提醒我们非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叫喊不可。20多年来，我们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理念不仅今天看是错误的，而且在当时看也是错误的;不仅在东方人看来是错误的，在西方人看来也是错误的;不仅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从实践上看更是错误的。效率高未必公平，而公平则一定出效率。中国人从来都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第一次分配要讲公平，第二次分配要讲公平，第三次分配(救济、募捐)还是要讲公平。只有在“分蛋糕”时讲公平，才能调动做蛋糕的人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说生产决定分配，是指结构和水平;说分配决定生产，是指决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警钟的第二声是提醒我们要推进新城镇化。“新城镇化”新在哪里?新在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中国的城镇化率过半归功于两亿多农民进城，不把这两亿多人统计进去，不会过半;中国的城镇化率过半归功于农民献出了肥沃的良田。我们城市的高楼没有一处空中楼阁，全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令人惋惜的是，进城十年八年甚至三十年的农民工还不是“工”，不是市民，没有享受城市权利。当不了市民就回去当农民吧!农民工愿意，可是城里人不答应，家乡人也不答应。城里人不答应，是因为农民工一走，城市就不再美丽;家乡人不答应，是因为农村地少了，回来就是与农争地。因此，非农非工的农民工遇到了“回不去，进不来”的“两难”。“新城镇化”要变农民工的“两难”为“两全”：既把现代城市文明学到手，又保留农耕文明的朴实和勤劳。

警钟的第三声是提醒我们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步伐。社会组织的壮大既是调整社会结构的一项内容，即政社关系，又是推进其它几项社会结构改革的制度保证和组织保证。在2013年的两会中，农民工代表从上一届的3名增加到30多名，受到舆论称赞。与此同时，也有人指出只有30多名农民工代表同两亿多农民工的比例不相称。其实，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在政协中，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个农民工组织的界别。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力量大。以组织的名义发言、写提案要比个人的发言、提案分量重。社会组织是政府的助手。政府挑千斤，社会组织至少能挑八百斤。社会组织是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纽带，能起到政府起不到的作用。在全国两会上，一位政治局委员说：“深化改革是割自己身上的肉。”是的，政府要拿出“割自己身上的肉”的勇气来转移职能，向社会组织放权。当然，社会组织也要加强自身建设，去行政化，去盈利化，直起腰板接受政府职能的转移。

警钟的第四声是弘扬阳光文化。阳光是社会要素的清洁剂，是社会结构的自动调节器。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体现在特权阶层的疯长。而特权阶层的疯长是因为有人主张“闷声发大财”。所谓“闷声”就是暗箱操作。在暗箱里把公权力异化为私权力，把有限的权力放大为无限的权力。针对暗箱操作的黑暗，就要求让阳光射进暗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