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鸣：改革从“举重若轻”到“举轻若重”

对于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当年有一个很有味道的评价：“举重若轻”。伟人就是伟人，目光如炬，一语中的。

确实，作为随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风范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信步闲谈间指点出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绘就了中国改革的大蓝图。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实践。

但是，伴随中国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数十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代价、苦果、病症，让人不能不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困惑，毕竟很多问题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滋长的。

笔者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改革理念，如：市场不过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等等。这些改革理念确立的改革大方向一点错也没有，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之一。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点是很少有人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地公开透明。西方社会最常用的借口是说由于市场竞争才导致了财富集中，而政策出发点则始终着眼于所谓“平等”，从来不是偏心的。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一片拥戴之声。

为什么?两个缘由：其一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其二，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号召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豪举，这些细节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到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义的帽子，就吓唬说大家不要走回头路，甚至还找理论根据——所谓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干了，社会还怎么发展?又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中国社会还要不要搞法治了?

为什么一些人先富了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人已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中国人之间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家族情感与宗法，而变成利益与规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不思进取”的公民负有责任?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为什么又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少数官员在推进共富方面缺少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一些官员不再像自己想象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有力量，市场的掣肘、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的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