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

【作者小传】：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荣立一等功两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称号。曾担任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是中国青少年新世纪读书计划专家委员会成员，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培养对象，全军外宣专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主持和参与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在内的国家、军委、总部赋予的研究课题88项，上报中央、军委总部的内参、研究报告96份（项），发表理论文章240多篇，出版《困惑与选择》、《政治作战初探》、《人生的醒悟》、《人世的启悟》、《人类的顿悟》、《与青年谈人生》、《与青年谈成长》、《觉悟中国》、《思想的原野》等著作，共计600余万字，有26项成果获各种奖励。2004年以来，系统研究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被《光明日报》评价为该领域研究第一人。目前研究重点是“新政治观”。

刘伯勤先生为自己在“文革”中的错失登广告向受伤害者道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我昨天急就短文，提出“我们要学会忏悔”。今天关注各方面的观点及其思想碰撞，进一步认识到，仅围绕大众行为层面分析问题是不够的，应以更宽阔的视野，针对更深层次的问题展开分析，以求推进和升华。这里，我结合自己不久前上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说起。

许多走上井冈山或其他红色教育基地者，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困惑：穿越历史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岁月，每一个尚未麻木的心灵都会受到感动乃至震憾，但回到现实生活很快复归平常；进入政治教育话语系统，一切有理有据，跳出话语系统，许多问题甚至无法自圆其说。换句话说，以革命理论和话语系统，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坐标评价，一切都是那样无懈可击，换一种思维和评价系统，情况大不相同，甚至仅仅将理论与实践作出比照，亦让人产生诸多疑惑。如此，我们的“红色教育”活动还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在哪里？尤其是我们怎样才能打通历史与现实的精神脉络，保证血脉延续，同时走出困惑。

对于迅速产生又消失的灵魂触动，或许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如果把构建精神大厦与矫正价值追求的希望，寄托于一次或几次“朝圣”活动，结果只能失望，但如果把类似的活动纳入精神提升和人格完善过程，特别是视作人生的支撑要素，每一次都是推动和强化。规律表明，人不可能总是生活在一个崇高氛围之中，生活其实很平凡甚至平淡，正因为此而决定了我们需要一次次感动，虽然这种感动并不注定让我们高尚起来，至少避免进一步庸俗。人的精神世界本就是一架天平，只有不断增加高尚的精神因子，才能维持平衡，否则很难闻避免因诱惑而放纵。

至于革命传统教育说服力越来越弱，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反映于三个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改变、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用十八大报告中的话说，“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所谓世情变化，主要指冷战结束而来的世界价值坐标系的改变，突出表现于“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终结”等思潮的强大影响，进而是政治制度博弈向核心价值观博弈迁移，这导致了“阶级与革命”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精神大厦受到巨大冲击。所谓国情变化，主要指一元经济与社会结构转变为多元或多型，由此而来的是多元价值观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政治思想无法影响多元价值观下的大众。所谓党情变化，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许多理念和做法发生变化，比如革命党以打破为主，执政党以建设为主，革命党可以直接剥夺，执政党只能采取平衡、沟通、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以此实现科学执政、有效执政，这就决定了难以有效转换和对接的问题。为什么当前社会上存在的较为严重的政治话语系统、社会精英话语系统、平民话语系统不交融，甚至一再发生冲撞，重要原因就是诸多变化所致。

既然问题和原因十分清楚，为什么改善起来那么艰难呢？这或许就是因为“格瓦拉困境”的存在。这里看一个事例，井冈山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将领王尔琢作的挽联是：“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就意味着毛泽东在革命初期就判定，革命胜利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级斗争便不再是主要矛盾，并且逐步走向消亡。然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中国，并没有沿着这样的路径前进，而是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终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民族灾难。这看似不可理解，根本上却是“格瓦拉困境”所致。所谓“格拉瓦困境”，是指无产阶级革命家切·格瓦拉，这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在追随卡斯特罗取得革命胜利后，既不留恋古巴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职位，也没有把目标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把古巴建设成富强国家，以此证明自己的道路选择是正确的，结果却选择了进入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缘于职业革命家的共同特点，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皆集于革命，包括革命的内容、革命的方式，离开了革命，他们甚至无法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之所，没有了激情热情，也便进入精神虚无。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领袖，其考虑的是一个政治集团的出路，当意识到离开了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既不知依据何种价值标准评价世界，也不知从那里找到集团的精神力量之源。如此下来，只能推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并且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必要情况下不惜制造革命对象、营造革命氛围，以维持斗争局面。毛泽东所以提出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都要搞一次，原因也在于此。未必不可以说，一个个社会主义走向衰败，国际共运走向终结，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跳出“格瓦拉困境”，找到新的路径。极而言之，不能正确认识进而跳出“格瓦拉困境”，其就注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魔咒”。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认识极为深刻，他一再强调的“警惕右，更要防止‘左’”就是跳出“格瓦拉困境”的重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