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困境”与中国共产党转型（2）

到这里我们便提出一个重大而现实命题，中国共产党能否处理好革命与执政的关系，直接决定着是否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决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持久辉煌，最终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那么，我们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突破？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深入认识。

第一，顺应时代发展，以政治观和价值观的突破推动新话语系统的形成，保证党拥有与执政需要相吻合的凝聚力、引导力。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观念突破。话语系统是政治观与价值观的外化，因此其变化带有根本性。跳出旧有的话语系统最难的是建设替代话语系统，革命的话语系统背后是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行动，执政的话语系统背后必然是执政的理论与执政的行为。二者对接的难度一定大于“神九”对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精神调节途径和手段没有西方那么丰富，从核心力量来看，我们靠的是政治信仰，西方主要是宗教信仰，外加政治意识和职业精神，所以其精神大厦受世界政治生态变化的影响较小，同时其政党也不需要某种话语系统的支持。具体一点讲，美国总统竞选侯选人都不谈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只谈民生和国家关系，中国共产党却必须反复强调旗帜、道路、理论、制度，必须坚守共产主义信仰。因为这关系到共产党能不能保持执政地位的问题。如果放弃共产主义，即失去道德的制高点，这时也便进入西方的价值系统和话语体系。奥巴马讲过这样的话，政党没有谁高尚于谁，都是为着利益进行博弈，被选择的惟一条件就是看谁能给选民带来更多利益。如果唯一目的是满足民众的现实物质利益，作为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不能为掌权而掌权，必须与其他政治力量博执政能力，到这时中国进入政党轮替也就成为必然。所以，这里的关键是深入研究共产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表现形式，研究共产主义作为精神目标、政治目标、社会目标的具体表现，只有把这个问题作出科学认识，才会打消人们的疑惑，才能形成满足执政需要的新话语系统。

第二，揭示超越阶级对抗的执政规律，发展升华革命理论，为党的转型提供新的力量之源和坚实理论支撑。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阶级对抗注定是阶段性的，这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是如此，否则也便没有毛泽东写给王尔琢挽联中的“阶级观”，但由于历史局限，我们以往更多的是揭示革命规律，并非着力开展执政规律的研究。今天，在党寻求转型的情况下，确有一个对执政规律作深度探索的问题。一个民族也好，一个政治集团也好，能否持续发展，很重要的是弄清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哪里来解决的是自觉和自信问题，到哪里去是解决科学发展与引领追随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同时将一种精神力量激发至前无古人的高度，让一个民族从此拥有了精神力量，这本身就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强烈现实意义。对这些挖掘得越深刻，越能超越历史，有效注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价值系统，不管世界政治生态如何变化，不管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永远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强调超越阶级，在于只有挖掘超越阶级的规律和力量，才能保证使党在革命阶段创造的精神成果永远发挥作用，并且不因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转型而弱化。这并非不能做到，法国也出现过大革命，但其并没有出现精神断裂，为什么我们却把革命前后切割地那么彻底？与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有关，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中的不妥协性有关，为了保证革命的神圣性和唯一性，保证思想上的一元，必然清除革命之外的一切思想，包括封建社会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思想。这样做在当时无疑必要，但两个问题需要克服，一个是容易导致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再厚重，因为只是从90多年革命和发展史中挖掘思想和精神成果，对于一个政党和民族来讲必然狭窄，另一个是世界政治生态一变，单一的思想理论支撑注定难以适应，这就是冷战结束后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内在原因。

第三，将“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由理念注入制度设计，保证党的转型步入科学有序的发展轨道。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发展路径。革命可以通过描绘蓝图来吸引追随者，因为没有包袱和各种制约，甚至可以不考虑终极目标的科学性与非现实性，为什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们所讲的共产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明的这是这一点。执政就不同了，不仅涉及到各个利益群体和各种利益关系，同时还必须有科学性和实效性。显然，这里必定涉及到宪法和法律。今年5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对外公布，其中就蕴含着很强的执政思维和理念。即便这样，要真正将理念化为制度或注入制度，仍然艰难。因为期间存在着许多不易化解的矛盾和问题，比如，维持一党执政，必须形成与政治体制相一致的一元价值观，执政后却需要遵循一般的执政规律，尤其党进入法的范畴内活动后优势如何发挥和体现，未必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无法有效体现必削弱党的领导权。再比如，腐败治理是全党全民的共识，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可以采取严打，可以把党委意志化作法治行为，可以因维护某种形象或阶段需要而弹性处理腐败案件，执政理念下的反腐必须依法办事，不会顾忌很多，尤其过程中还要引进反腐力量，这时的纪委、政法委放在什么位置，其作用如何发挥也成了问题，如果作用难以体现，党的意志必然受到限制。还比如，保证一个主流说来话语，就需要借助独立行使的媒体掌握权，进入法治后，宪法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就需要落到实处，要进入下位法，并且推出《新闻法》等相关法规，这时党的宣传机构该如何存在和发挥作用就成为问题。诸如此类，一方面说明革命与执政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说明制度设计是一项艰难的系统工程，处理好坏最终都要作用到党的执政地位上来。所以，能不能真正实现制度设计上的跨越，决定着党的转型，甚至决定着党的兴衰，必须借助科学理论作指导，并且是新政治观下的科学理论。

到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在昨天中央召开的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了“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教育实践活动中必须“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通过有效工作，达到“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确实有很多。